关于下乡知青的记忆（张海军）

金莲川文学

　　我的小脑袋经常被父亲用剃刀剃成小和尚，因为那样会少长一些虱子。我的脖子上经常有那种乌污，用手一搓，能搓出象莜麦颗粒似的黑泥丸。我的小手背上，结了一层黑痂，那黑痂也是顺着汗毛纹络，呈微小菱形块状的，有时用指甲抠，连皮带泥痂能揭起成块儿成块儿的脏物。就连我的上衣袖口位置，由于长期用来擦鼻涕，就成了乌黑发亮的样子，象上过亮油的皮鞋一样。我脚上穿着那种家做鞋，鞋尖上，总有黢黑的大脚趾出来吹凉风。那时的我五岁，正是下乡知青大批返城的前三年。
　　你还别笑，就我这付尊容，还绝对不是小叫化子，也不是没娘的孩子。说实话，那时候和我年龄仿来的男孩儿们，无一不是这样的，就连女孩儿都有少数是这样邋遢的。
　　那时父母哥姐们除了在生产队，起早贪黑的劳动，就是在学校念书和劳动，没有人能顾得上管我。母亲在起早做好一家八口人（我有三个哥，两个姐）的饭后，匆匆吃几口就准备上工了。她总是在走前，用村里的老学究崔老师吓唬学生的话对我说：“小孩，你的脸不用洗，咱们明天再处理”。我总是嘿嘿笑着，事后依然我行我素，坚决不洗手脸，至少不自己洗脸。
　　那是五月时节，田野里的微风送来了麦苗的清香，撩拨着我们一群小孩儿悸动的心。于是，我们四五个小孩商量好，潜伏在村口路边的壕沟下，顺手撕下几片‘黄瓜香香’的草叶，放在鼻子上。窥视着过往的牛马车，一旦发现有本生产队的车出村经过，我们便跃出壕沟，跑过去爬在车后，两条小腿曲起，脚掌离地。赶车的车倌，一般都至少是小伙伴当中某一人的亲戚，甚至于是父亲兄长。车倌一旦发现我们爬车追车，怕把我们摔着，都会呼喝牛马停车。我们就会象小猴子一样爬上车里，又象个人儿似的，安安稳稳的坐在车箱板里，任凭车倌编织出野外有鬼吃狼，狼吃小孩儿的恐怖故事，就是不下车。
　　这是一辆给锄地社员送水的驴车，牲口是生产队里最仁意老实的小骟驴，车倌是全生产队最忠厚慈祥的人——我父亲。这一天然组合，绝对是我们觉得最好欺侮的对象。于是，我和几个玩伴，象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一样，大吼一声，跃出壕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毛驴车……
　　我们坐着父亲的毛驴车，如愿来到了有生产队大部分社员劳动的地里。我们在树林带中追逐一种叫‘驴粪蛋儿’的黑灰色小鸟，拔起莜麦地边金黄色的牛眼腈花，采摘草滩上蓝色的马莲花，我们的欢笑声，总能引吸引附近锄地的人们微笑的目光。
　　社员们两膝跪爬在地里的两垅麦苗之间，撅着屁股锄地是很辛苦的，他（她）们每一次锄到地头，都会休息一袋烟时间的。我们也总是在这时候跑过来假装喝水，只为偷听那些大人们讲古或说串话（指顺口溜和歇后语）。今天我发现这些锄地人当中，不但有我大姐大哥，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大哥哥，我知道，他们就是大人们所说的‘知识青年’。我很好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知识青年’，或许是因为他们长的比村里的大哥哥们更俊吧！
　　我从小就性格很懦弱，不敢见生人，明明自己好想仔细看看知青大哥哥们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却偏偏怕被对方发现，躲在自家大哥身后偷看。这名知青大哥一头浓密的黑发，方脸堂，皮肤较黑。穿着白色的半袖背心，背心上的图像，是北京工人体育馆和一尊女运动员玩一个大圈子的塑像。他臂上的肌肉突出，给人一种非常干净、健壮的感觉。
　　我怕被对方发现，却不知道这种掩耳盗铃的表现，恰恰引起了对方高度关注的兴趣。知青大哥冲我招手：“小弟弟，过来，过来我看看”。我还真想过去，就是有点不敢，在欲行不行的尴尬当中，我被大哥拽着，拉到知青跟前：“膪的，让郭哥看看”。我扭扭捏捏的终于站在郭哥面前，能够正面体会到他那种我当时不明白的新奇感受，现在想来，那就是一种如火的青春气息，和城里人与生俱来的文明气质。郭哥抓住我的手：“挺亲一个小孩，就是这手跟黑猪爪子似的，明天你再来，要叫我看见你还不洗手，我就象抓小猪猪一样，抓住你拿石头给你搓”。我象受了惊吓的兔子一样，抽出手，在一群大姐姐们的哄笑声中，转身飞一般的往远跑，直到跃过几米宽的田梗棱，才停下爬在田梗棱一侧的一株老牛栋下边，向这边张望。
　　这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知识青年，以前见他们都是老远看看。这次却感觉他们那英俊的笑脸下面，一定潜藏着一个远比崔文魁老先生更加危险、更加威严的灵魂。我第一次意识到洗手洗脸的重要性。可以说这是第一股文明之风，吹皱了我愚昧心灵里的一池春水。后来我问了大姐，知道了那名知青大哥哥的名字，他叫郭长春，来自一个遥远的，叫张家口的大城市（现在来说并不遥远）。
　　于是在晚上父母哥姐们回家后，我给他（她）们分配了任务，我把自己的脏衣服扔给了大姐，又磨着三哥给打水烧水洗手脸。后来入了伏，二哥还多次带我去西淖儿里洗澡。
　　第二天，同一时间，我就和几个小伙伴，像城里人在公共汽车站点一样文明，像模像样的站在村口路边等父亲的送水车。奇怪的是其他小伙伴，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也都把衣服和手脸洗的干干净净，尽管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要用衣袖擦鼻涕，但比起昨天来说，我们这个团队整体素质，已经进步太多了。
　　到了地里，乘人们喝水时，我故意抡胳膊、挽袖子的到郭长春大哥跟前晃悠，只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希望他能夸我两句，即便不夸，能给一个“这样就对了”的肯定语，那也能让我兴奋几天。可是他偏偏就象没看见我一样，只和大哥大姐他（她）们说笑，对我绝不理睬。我自己是打死也不会和他主动说话的。现在想来，他一定是看昨天把我吓坏了，今天不敢再逗我了。
　　我见过的，相对印象深的知青还有一人，他的名字叫杨启富（音）。印象深是因为他长的与众不同，一张娃娃脸上带着笑容，他的眉毛绝对要比一般人黑密的多。他是几个知青当中最喜欢去南营子供销社寄信的人。大概他是几人当中岁数最小的，最爱想家的。我想，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他一定哭过鼻子，我甚至更邪恶地想，他哭鼻子时也会象我哭的时候一样，会吹起拇指大的鼻涕泡。
　　说到底这些知青也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正处在淘气好动的青春期，也会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听大姐说，我们队这几名知青就又赖又能害（淘气），他们会在大队放电影的戏台上下，冲着姑娘多的地方吹口哨，扔赖蛤蟆。甚至于，有好几次中午没事干时，他们跑到后草滩，抓住生产队的小骟驴，在后场院骑着玩，一玩就是两个多小时，不让驴吃草。后来，司养员亲自找来才肯罢手。
　　不得不说，我们西壕堑大队的人们是最善良厚道的，他们对所有知青都是友好和爱护的，知青在这里挥洒青春汗水的同时，又和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永久的友谊。他们在这里绝对没有象上海知青在云南插队那样处境艰难，也没有象老鬼《血色黄昏》里描写的，北京知青在内蒙那样悲壮惨烈。也就是说，他（她）们在这里绝对不会受到迫害，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可偏偏是这种没有任何人身危险的地方，却有一位知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名字叫章世远（音）。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章世远和西壕堑大队五队（河抱沟自然村）的社员们在地里锄莜麦，大家连累带热的出了好几身汗。他自恃有良好的水性，相约几名伙伴，在中午时到村东边的大井（养水站）游泳。几人快乐的玩水游泳，争相往水里扎着猛子，结果，章世远大哥在第三个猛子扎下后，就再也没有浮上来。
　　接到消息后，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立刻组织抢险，调用了西壕堑大队八个生产队，和一个创业队的十台抽水机，十台抽水机当中还有三台没有安装好。其他大队支援的抽水机还在路上。当天下午五点的时候，七台机器抽出的水，就已经白汪汪的灌满了后滩的两个大淖儿，淹没了河抱沟生产队孩子们来西壕堑小学上学的路。可是大井当中的水位只下去不到一寸。
　　没办法，公社干部从其他大队调来了六名知青，他们都是深谙水性的青年，用现在的话说是游泳健将。他们几次潜水，终于发现了章世远大哥的尸体。
　　章世远的尸体终于打捞上来了。听大哥大姐说，当时从全公社各个大队赶来的近百名知青，至少有俩名女知青哭的昏过去了，就连全西壕堑被抽调来，参加抢险的青年劳力和机司人员，无一不是泪流满面。是呀！知青们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很多的城市家里，来到这偏僻遥远的坝上农村，远离亲人吃苦受累不说，还有把年轻生命丢下的，那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或许西壕堑的人们会忘记那天是几月几日，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人们给知青章世远开追悼会的盛大场面。那场面绝对是西壕堑村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一次大聚会。那一天的村子西风呜咽，那一天的村子万人空巷。那一天的大人们没有人管小孩子，他（她）们臂上戴着黑纱，胸前佩戴着小白花，在一大早就聚集在大队部的大院里，等待着从县里火葬场抱着同伴骨灰盒回来的知青。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叫庄严肃穆，只知道站满大队大院的人们，没有乱吼乱叫的，甚至于没有窃窃私语的，有的只是轻轻的抽泣声。站立了两个多小时的人们，终于等回了知青的骨灰盒。我和三哥来的，却又被陆续赶来的人们挤的和他失散了。我就自己跑到人群的最前边，看到了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在轮流讲话，旁边桌子上放着一个和我们邻居老董家的‘红山城’牌的收音机大小差不多的盒子。大队书记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是他后来说着就声泪俱下了，于是人群中终于有人哭出声了……
　　我长大到乡里的中学读书时，我们的班主任王万民老师就是当年的下乡知青，我一直都记得他带我们读课文时的陶醉状态。
　　可以说我从最初懂得自己洗脸，到上学读书识字的成长过程，从愚昧到文明的进步，的确是受到了知青的教育和影响。细想，其实不光是我，就连大哥大姐他（她）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熏陶影响。知识青年，这些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群，他（她）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又何尝不是把先进文明带到了知识匮乏的偏远农村地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