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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反悲歌(徐静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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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3 08: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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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建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很快陷入到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战乱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各地严重的自然灾害频发,经济江河日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国大部分省份土匪四起。民国年间是“无地不有匪踪,无日不有匪警,无人不受匪害”。坝上、坝下、城镇、乡村都成了土匪施暴逞凶之地。
  土匪起事时叫“拉杆子”,大股的称“杆子”,小伙的为“二棒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土匪,即以抢劫钱财、绑架勒索、欺男霸女为主;第二种为政治土匪,除干经济土匪的坏事外,还与官方或日寇勾结,与共产党和抗日民众为敌,此类土匪一般势力较大;第三种就是“二棒手”散匪。通常是两人合谋或三五人成伙,没有什么好武器,多于边远偏僻处拦劫,常在夜间出没。
  沽源,本就是塞北荒寒之地,山多人稀,交通闭塞,特殊的地理环境,给土匪、大帮蜂起制造了有利条件。兵、匪、大帮、二棒手频繁出没,多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几人,绑票、抢劫,沽源各村镇人民无日不在恐怖之中。一股股土匪抢牛赶羊,到处奸淫掳掠,民户大半逃散。没有逃散的村民在得知这些土匪来了的消息后,便携儿带女藏匿,无论冬夏都得躲藏在沟沟卯卯里,有时要藏好几天,饥寒交困,等土匪走了后才敢回家,给坝上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灾难。这在当时被人们称为“跑反”。

  一、形成匪患的原因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屡遭灾荒,旱灾、水灾、疫灾屡发,各级官员的腐败,军阀混战的祸害,吸毒赌博的危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无业游民,都是潜在匪源。这其中一些人在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成为土匪或大帮。他们结伙武装,暴力抢劫和勒赎,为所欲为。东路竿子“九江”、“荣三点”,西路竿子“苏美龙”“洋烟二子”“丁牙四子”还有“左六子”组成的当地惯匪,都不断来骚扰。骚扰商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肆虐四方,成为社会一大毒瘤。
  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波及二十多个省。双方投入百万兵力,混战使双方官兵共伤亡30余万人,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平民颠沛流离,有的便结伙为匪。军阀混战是造成匪患的主要原因。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沈阳被日本鬼子占领,日本人步步紧逼。1932年春天,张作霖某部队退守到张家口坝上。
  国民党当局对溃败下来的残兵散卒一不供应军需物质,发放粮饷,二不收罗整编,妥善安置,听任他们到处流窜。兵无粮饷必自乱,致使一大部分武装力量变成了明火执仗的土匪。他们所到之处,洗村掠户,无所不为。除了抢劫金钱、衣物、粮食之外,骡马牛羊也要赶走。有一部分为了轻装逃命,携带的枪支弹药到处变卖或抛弃,夺来的东西连同枪支弹药变卖成现大洋,把腰包装得鼓鼓的,这才一小股一小股的解散消失。这股流寇虽然为害时间不长,但是,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散落的枪支弹药,为这一带以后的土匪滋生蔓延,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解放战争前的土匪除二三十年代从外地潜逃来的散兵游勇、哗变的军队,也有当地惯匪,最主要的是国民党在察北的政治土匪。抗战之后,国民党为抢夺胜利果实,极力推行利用伪军和土匪武装的政策,派遣了大批特务到察北收罗拉拢土匪伪军,给察哈尔境内的原伪军、土匪封官加爵,授以“先遣军”“游击队”等各种番号,制造了大量的匪特武装。
  坝上草原匪的形成是与坝上草原地域偏僻、军事地位、畜牧比例大等原因分不开的。地域偏僻使得匪股甚至大集团匪能够在这里从容地休整,利于分散隐蔽和聚集,使官府鞭长莫及,便于一些犯事之徒隐匿。匪徒行动一般骑马,便于快速集结,快速分散。坝上地区蓄养的马匹多,也是土匪常来祸害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土匪造成的危害

  坝上一带土匪众多,除少数是纯打家劫舍、抢掠财物的经济土匪外,大多是政治上也极其反动,反对共产党、与人民为敌的政治土匪,有的还是出卖祖国、卖国求荣、效忠日本的汉奸或蒙奸。
  在察哈尔北部地区,有“夜猫张”、席仁义、“二张飞”、张凤鸣、花马老、小五点(宋殿元)、宗秃子(宗孝)、苏美龙等十几股匪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夜猫张”和苏美龙匪股。在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的坝上草原还有70余股大小土匪出没。有些比较大的土匪的活动范围基本涵盖察哈尔、热河两省,如荣三点、白三阎王、巴布扎布、李守信等股匪。其中,李守信从一个普通的马贼,势力不断扩大,九一八事变后,李投靠日本侵略军,成为蒙奸。锡林郭勒草原上最大的匪首胡图凌嘎(宝音图)不仅四处抢掠为害人民,还杀害革命干部70余人,杀害群众60余人,实属血债累累,罪大恶极。
  临近省份的巨匪,如绥远的卢占魁、苏美龙、山东的刘桂棠匪帮,不但为害本省,同样给坝上地区带来了灾难。1933年绥远军官王英叛变,盘踞在坝上山区。附近掳去农村妇女数百人,给他的士兵伴宿,又从民户家选去十四岁女孩一人,十六岁女孩一人,轮奸。这俩妙龄女子被残害致死。群众的衣物、粮食、马匹的损失更不用说。
  民国21年(1932年)6月7日,国民党新编陆军骑兵二旅二团团长黄任率部来沽源县剿匪,驻扎县城。秋初,悍匪刘桂堂部窜至沽源,与剿匪大军对着干,途经千金堡(今七号),将村民所有男性,不论大小用机枪惨杀,仅有2名小男孩化妆为女子才躲过劫难。之后一溜烟跑了,剿匪大队只能望尘兴叹。
  1933年秋,察哈尔骑兵二旅靳副官长来沽源县收编合字土匪,已经收安,忽然土匪又哗变,更加肆意抢掠。所过民户妇女没有一个幸免。尤其是丁庄湾被土匪烧毁房舍一百多家,全村变成了灰烬,30里以外还能看到滚滚浓烟,惨不忍睹。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妇女都被奸淫,酿成了史上最惨烈的丁庄湾惨案。
  1934年农历三月初八,汤玉麟两万多军进入沽源,分驻在县境第一第三两区,也就是平定堡和莲花滩一带。这些兵匪任意勒索,对村民非打即骂,可恶到做饭不烧粪、柴,砍烧农户门窗。幸于五月初一,被四十一军派兵击溃。部队开拔后,土匪、大帮、二棒手蜂起,抢牛赶羊,到处奸杀掳掠。突然五月初六伪军侵入,肆意抢掠,杀食耕牛,抢劫羊马,抽烧房屋,牧放青苗。幸于六月初一被吉鸿昌所属的抗日同盟军余部驱离。七月二十三,沽源又被该伪军占据,蹂躏之状,比开始还严重。第一,第三两区人死伤无数,牲畜抢赶所剩无几,粮草物品一空如洗。哭声载道,哀鸿遍野。转眼冬令严寒,这些村民极有可能变成新的土匪、大帮、二棒手危害乡民。
  1934年,刘桂棠带领的一个师驻扎在坝上地区两个多月,这些国民党兵没有军队补给,就吃喝老百姓。他们见鸡杀鸡,见狗勒狗,见猪宰猪,奸淫掳掠,没有不敢干的,坝上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这些瘟神刚走,汤二虎的部队在热河失守后也退到坝上,祸害了一年多,在老百姓家吃、喝,见了吃的、穿的、用的都要抢去。
  刘桂棠在察哈尔时,匪队中有一支一百余人的白俄骑兵。马刀技术出类拔萃,十分强悍。他们在十月革命后被苏联红军打得无处容身,潜入中国混入土匪行列以求生计。刘桂棠匪部从察哈尔南串时,由于在塞北活动一年多,招了许多胡匪。三千人几乎由骑兵组成,有些人甚至有两三匹马,轮流换骑。刘桂棠用凶悍的白俄骑匪打头,老百姓都称呼刘桂棠部为“洋马队”,形成了坝上几县匪患一大特色。
  1934年前后,从宁夏军阀马步芳部队分裂出一股土匪,号称黑马杆子,司令刘步堂,副司令刘怀成。他们装备精良,人人有枪,虽然身穿军装自称军队,但他们没有任何番号,也不隶属任何军头管辖,只是到处抢劫夺掠,横征暴敛,奸淫烧杀。不论贫民百姓还是商号富户,都难幸免。这股匪队,依仗人多枪多,活动范围很大,夏季在坝上、内蒙,冬季到坝下各县。
  日本鬼子百十来人到梁家窑子、沙家窑子捣乱一年多,八路军组成了讨伐队,跟他们进行了斗争。
  1946年9月,后套地区的土匪余团和白团来到沽源,主要找地主、富农绑票、抢劫、勒索,尤其白匪,见什么抢什么,奸淫妇女,直到1948年被八路军彻底消灭。
  杨青山、杨锡壶这些土匪投靠了国民党,但扔干着劫掠的勾当。他们号称是国民党部队,其实就是穿上国民党服装的土匪。他们来到坝上后,见什么抢什么,连村民穿在身上的衣服、戴在头上的帽子都要抢。杨锡壶是大二号人,在解放后跑到北京,1951年2月被抓回来,枪毙了。这两支土匪队伍被狼宝信狼政委的部队所消灭,人称“狼吃羊”。
  荣三点匪部进城后,村民金银、衣服、牲畜、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当时流传这么句话:“土匪到庄,男人遛马,女人被耍,老汉孩子挨打”。土匪住在商号和民户家,每天大吃二喝,让男人给做饭、铡草喂马,让女人们陪睡。匪徒们大部分都抽大烟、押宝赌钱。使得人心惶惶,商业急剧衰落,群众元气大伤。
  继荣三点匪部之后,又有多股土匪来沽源骚扰,其中有小明字、大金牙、四木匠等匪徒上千名。张心元部大部是骑兵,号称千余人,入城后挨门搜查,并下令大抢三天,美其名曰犒军。
  土匪的绑票行为使得本就贫困的农民更加贫苦,加深了乡村社会的贫困化。土匪遇到富户商号,劫持人质索财。穷苦的村人被绑架后无力取赎,便会被撕票。土匪每到一家,检点牛马猪羊,限令用多少钱赎回,如果限期不交赎金,牲畜便被赶走。所以当年流传着顺口溜:“天不下雨人吃糠,土匪来了剥衣裳。累死累活打点粮,土匪来了一夜光。”“吃不穷,喝不穷,土匪绑票一夜穷”……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县商会主席叶鸿逵由省回县途中被土匪绑劫,四十多名乡师学生被绑架,县长吴无为、教育局长董崇儒、高小校长王乃臣被绑架。
连年匪患,乡村民众心理有了阴影。许多群众被打后得了恐吓症,有些小孩子夜哭哄不住,如果说土匪来了,哭声马上停止。
  有些村庄的人白天黑夜不敢入睡,昼夜派人在房顶上站岗放哨。一些年轻妇女为了免受糟蹋,平时只得打扮成老太婆,有的妇女一听说土匪进村了,急忙往自己脸上抹锅底灰。为了少受土匪侵扰,很多人家把炕刨塌,自己把自己家折腾得乌烟瘴气。年轻人怕被抓走,土匪来时跑不迭,便钻在炕洞里躲藏,有时被烟火熏死在炕洞里。有的被逼得没法,竟故意损坏自己的身体,落个终身残废。在土匪的祸害下,群众好房子不敢住,好东西不敢用,好衣服不敢穿,好媳妇不敢在家,老年人睡不了歇心觉,有的人刚刚买件新布衫,怕土匪抢了去,赶紧在上面补块旧补丁。
  沽源同张北、多伦一样,临近热河,多次受热河土匪的骚扰。那时各村空房特多,都为了躲避匪乱逃走了。有一村不设院门,担心有院门,被土匪当作富户抢掠蹂躏。古代以夜不闭户为国家平和安定的象征,谁成想,土匪横行时期的夜不关门,却是这样的让人痛心。
  曹凯是上校纵队长兼康宝城防司令,下辖六个连,和汉奸、匪首宋殿元都是坝上人,他们人熟地熟,耳目灵通,常年流窜在坝上草原。他们骑马射击技艺较强,在各个地方布下耳目和眼线。曹凯当了城防司令后,忘乎所以,俨然以太上皇自居,耀武扬威,一进城就全城搜查共产党,大搜捕了三天,抓起一百多嫌疑人进行严刑拷打,活活折磨死五十多人,其余的人凡是能拿来大洋的可以赎走回家;拿不来大洋的,就让他们在县城当劳工,建筑城防工事。宋殿元更加疯狂、残忍、狠毒,他连夜带人到沽源挨门挨户查户口,追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八路军的家属。对我八路军的家属,区、村干部,只要捉到的同志,就用开水浇、火铲烫、开肠破肚挖心肝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屠杀残害。
  某村王纪贤被抓住后,开始用严刑残酷拷打,后用刺刀杀害;户籍警宋元的父母亲被抓住吊起来严刑拷打;农会主任周忠的父亲被他抓住,用残酷的刑罚毒打后扔到了水洞里;丁成林,不仅被宋殿元的部下痛打,还把家里的一千多斤白面、十五六担莜麦、新旧衣服及家中财产全部抢光;曾给我公安放马的于二小,被宋抓去,硬和他要马,于二小不给,宋殿元便用细麻绳拴住于二小的小腹活活吊死;一个干部被宋抓住后吊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全身流油,最后被宋狞笑着用刺刀挑死;城里一家姓王的地主,向宋殿元告发,赵氏兄弟曾分过他家的东西,宋殿元一听火冒三丈,恶狠狠地说“限他三天交齐,交不出来,拉出去挣了折口子(指用绳子勒死)。赵氏兄弟三人被绑了三天,家人四处奔波筹划,将钱如数交齐并求人说情,才免于一死。这个恶魔,在当汉奸的四0年一年中,亲自杀死我干部、群众就有一百多人,被他打伤、烫伤致残的不计其数。
  康保、沽源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家家户户关门闭窗,把鸡猪狗都关在窝里。真是:血腥味道入住户,街上行人路断魂。
  蒙匪胡图凌嘎所率骑兵每到一处抢劫大批牛羊、马匹、金银细软,把抢劫的牛羊变卖成现大洋。他特别喜欢玩弄汉人女子,每到一村,先抢劫女人,然后分给匪众糟蹋。他本人起码要两个最漂亮的姑娘,强行奸污,玩弄两天以上才放走。他经常强迫漂亮姑娘跟着他的土匪队伍行走,玩腻了就又换一个,所以胡图凌嘎有“马背压寨夫人”之说。他多次窜到坝上草原的康宝县、张北县、沽源县、尚义县进行抢劫、烧、杀、奸污妇女、残害基层政权的干部、群众几十人,在这几个县都制造过惨案。胡图凌嘎令手下匪众把沽源三个村的柴禾垛全部点燃,几乎把村子烧光。这股土匪忽聚忽散,聚集起来有一千多人马,分散后成多股土匪。小杆子土匪出没无常,机动灵活,互相掩护,危害极大。

  三、抗匪方法

  1、建立堡寨,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躲避土匪骚扰的场所。沽源县平定堡以前叫围子,是天主教友建成,用以防匪。建成之后附近居民相率迁入,没几年便像城市一样繁华。确实起到了防匪的作用。

  2、跑反

  坝上地区匪患严重,地方当局和当地民众通过不同方式予以应对,当局主要是武装剿匪,而民众则采取自卫的方式抗匪,采取躲避的方法免受土匪祸害。这些村子的人自发组织起了侦查队,利用“消息树”等方法对付土匪的骚扰。
  小河子乡茂盛沟村村民,在村东边最高的山上放一棵砍倒的树,人称“消息树”,专门有人在山上看守,叫“放树哨”。一旦发现界牌和小河子方向来了敌人,便立起消息树,村里的妇女轮流在外面看着,发现了敌情后便大呼小叫挨家告诉。一传十,十传百,各家人携着老人、孩子,牵上牛、拉上羊、抱上鸡,急急火火躲出去。有的躲到沟里,有的躲到山洞。村里的人除了上年岁的、有病的等跑不动的,一会儿就没影了。土匪来了只能找这些老人病人撒撒气,找富户家做顿饭,也就走了。大家看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再回家。多少年连个安生的日子也过不上。
  冬天的坝上地区,气温零下二十多度,白毛风呼呼地刮,山上哪能呆住人,哪能再用这个法子?后来就派人出去侦查,有了敌情就快速回村汇报。人们便四处打探消息,不敢安心在家。
  不只是茂盛沟一个村这样跑反,好多个村子都是这样跑反的。
  小河子乡贵子沟村84岁的庞姓老人给我讲起了他们村村民跑反的情况。庞姓老人说,一些大的匪部,专打大户地主老财,专门抢大户有钱人家。而一般的大户财主、大商号、大货栈也都多和土匪有勾联,过年过节主动供应财物给这些土匪。因为你不给,土匪来了闹僵了更不好办,所以地主老财、大商号养着土匪,土匪呢也不轻易揣他们的窝,因为得靠他们养着,可谓互相依靠。村民最怕小土匪,因为小土匪以一般老百姓为目标。
  小股土匪时聚时散,有“上马执枪为匪,下马扶犁为民”之说。有机会就招呼到一起抓一把,之后就解散。他们来得快,走得急,很难得到土匪来村祸害的准确消息,也很难即时躲出去。能躲的是国民党匪兵。
  一年深秋,村里人听侦查员传来消息说一队国民党匪兵向贵子沟而来,吓得人们携儿带女逃往山上。可好多天一直没听到匪兵走的消息,人们都不敢回家。大山中的粮食不够了,有的人就趁黑下山,回家从炕洞里或别的隐秘处拿藏了的粮食。
  一天,月牙弯弯,星光耀眼,有个人正扛着自家的半口袋莜面往山里走,一边东瞅西瞭,生怕遇见那些活阎王。怕什么来什么,几个国民党兵正扛着枪在路上晃,看见有个人扛着东西鬼鬼祟祟地走,几个人追过去一人一脚把他踹出去老远,粮食口袋不由分说抢过去。躲在山洞里的一家人都等着这点救命粮呢,他扑过去抓着口袋想抢回来,被一个小眼睛的国军一枪打死。山上的人等着取粮食,等来的却是一具尸体……
  我在采访92岁的郭子洲老人时,他说他特别知足,从心里感谢国家,感谢共产党。他说“现在的人们多幸福,退休人员有退休费,农村老而无能的人国家给低保费,医疗费,这个费,那个费,生活有保障,生活在平安、祥和的社会中,多幸福!”
  郭子洲老人讲,1947年前后,八路军在各村设有侦查员,骑马各处打探情况,每个村里都有秘密情报站。侦查员侦查到国民党、土匪来村子,就会写成字条派人把消息传递给情报站,情报站再传送给村民。很快的,消息像一阵风,各家各户都知道了,便开始跑反。为了安全,写情报的人都用代号。当时郭子洲老人的代号叫享耳。
  共产党八路军侦查队消息的即时传递,为村民迅速跑反,免遭土匪祸害立下了大功。
  当时人们跑反除了躲避土匪兵乱,还需要躲避大帮、二棒手的祸害。
  大帮、二棒手大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来了比土匪还残忍,无论穷富,见人就杀,见物就抢。
  沽源地界有七、八帮大帮,他们春天回家种地,到了秋天秋收完没活了,人们也有粮有钱了,便组织起大帮队,有的二十人、三十人,有的一百左右,最多的二百左右,出去抢大户,要钱,要大烟。
  特别是三棵树、梁家窑子、沙家窑子、支锅石、老米沟、丁庄湾这些地方经常有土匪和大帮来祸害。
  小厂棠梨沟一位老者回忆,一天,二十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大帮风一样席卷而来,见什么抢什么,全村鸡飞狗跳。有个比较有钱的任姓人家,刚做了条棉裤,准备给七十岁的老爷子庆七十大寿穿,还没缝好,听说大帮来了,想跑也跑不及了,老爷子的大儿子急中生智,从茅坑里弄了好多大粪抹在上面,心想着大帮看着这么脏肯定不会拿。可这条棉裤并没有逃脱厄运,被一个头戴瓜皮壳的愣子拿走了。这是给爹的生日礼物,大儿子去抢,被“瓜皮壳”一枪坨打倒,骑着马跑了。另一个大帮进家啥也没搜到,骂骂咧咧走了。
  家在小厂某村的孙姓朋友回忆到:“父亲家一贫如洗,只有只下蛋的母鸡。我父亲是孤儿,孤独了就抱着那只鸡。一次大帮进了父亲家,看看也没啥可抢的,就瞄上了那只鸡。几个大帮追着鸡满院跑,一个大帮顺势操起一个小绞子(车上装东西用的尖头木棒)向挓挲着毛满院乱飞的鸡打去,那只鸡哀叫着摔到了,扑棱了几下再没起来。父亲流着泪心痛地看着大帮提着鸡远去……父亲说,在那贫困交加的岁月,那只鸡是他唯一的宝贝。所以,那只鸡成了父亲一生都忘不了的痛。”
  “因为父亲是孤儿,最亲的人就是他八十多的爷爷,还是个双没眼儿(盲人),父亲说他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玩耍的或特别温暖的事儿,好像从一记事儿就开始干活。一日,大帮又进了村,人们都往山里逃,父亲被大人们(他的叔叔)拽着要往山上逃,可父亲撇不下他最亲的爷爷,要与爷爷一块走。他叔叔说,你小,难走处能背,爷爷是大人,也背不动,他一个人也顾不了那么多(当时我父亲的叔叔也是一个人带着三家人六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一块过日子,六个孩子分别是两个哥哥的四个孩子和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当时缺医少药,得病就死,哥三个儿三家六个大人死的就剩他一个人),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才逃到了山上,在榛杆林过了一夜。天亮后大帮退了,父亲回到家,唯一把他当宝的爷爷被大帮打死了。可怜的父亲失去了唯一一个把他当宝的爷爷,那又是怎样戳心的痛啊!”
  我父亲说:“大帮要能抢到东西,也就不打人了,什么也没抢到时,气急败坏就会拿人出气的。”
  杆子头刘成的大帮队有百十来人,拿着长枪,绑有钱人的票,抢有钱人的东西。杆子队中有一个女的,身披红色斗篷,长得手大、脚大、个子高,俨然个爷们儿。随大帮队伍南征北战,东屠西抢,从13岁一直跑到20多岁,全国解放后,这帮大帮被政府正法。那个女的被小厂某村武工队长齐某留下做了老婆。人们称她为“大洋马”。大洋马因为自小跟着大帮队伍过惯了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野性生活,不会做饭,不会缝衣,不懂得打扫家。家里脏得连腿也没处放。也不知道如何拉扯大六个孩子的。听村民说,过年时煮饺子,她盖着锅煮,灶里不断加柴,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响着,孩子们坐炕上等。揭锅捞饺子时,锅里早成了一锅汤,一个饺子也没看到。一年收成换成的一顿饺子化成了片汤,孩子们急得哇哇哭,男人只剩下无奈的叹息。
  坝上人民不仅要遭受土匪、兵匪、日本鬼子、大帮的祸害,还要时刻防着国民党抓壮丁。抓壮丁在1949年之前很普遍。五十年代初,一路逃跑的国军一路抓壮丁。有的村民在地里干着农活就给抓走了,家人都不知道去哪了。反正,那时候年轻男子失踪是常有的事;有的半夜在被窝里就给抓走了。据我父亲回忆,抓来的壮丁年轻的充兵、老的充伙夫。充兵的也不怎么训练,几乎立即投入战场。未经充分训练的壮丁几乎是炮灰、死亡、送死的同义词,所以民众普遍拼命躲避。被抓了壮丁的有命大侥幸活着的,有投靠八路军的,也有一些逃回来的。
  民国初期直至全国解放,坝上人民遭受的各种苦难无以用有限的文字记述清楚。总之,黑暗的统治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今,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人民生活已达到小康,生活安宁、富足,感谢伟大的共产党,感恩伟大的时代。前世不忘,后事之师,为了幸福的生活长存,我们中华儿女一定要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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