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

唯一的爱

    在淮北这片土地上，父亲已经不在了，他与这片养育他又掩埋他的土地，生死难分。
父亲的晚年最欣慰的是解决了几十年借债的问题，捉襟见肘的日子结束了，孩子们没有大出息，但也没有给他添麻烦，做个凭劳动吃饭的人，只有我的一些奇谈怪论惹得他心惊肉跳，时时被他厉声责骂：“要是过去，我非枪毙你不可！”
　　父亲最后的三四年是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度过的，那座医院叫泗洪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父亲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最好的护理，除此就没什么可安慰他了。那座十七层大楼第十二层最西头一间，父亲在那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步。大楼和我住的地方在一条大路南北直线上，开窗我就可以看见大楼，大楼依然，那个窗口依然，我不要数层数，不要上下比较，我一眼就知道那个窗口在哪里。现在，我还经常在晚上，在夜里凝视那个窗口，那逝去的日子就在我眼前和泪水一起涌出。
　　父亲临终时，突然眼睛发光，艰难四顾，也许他知道要告别我们，那眼神是最后告别吧。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尽管他并不怕死，他常说，比起某某二十多岁就牺牲了，我早就够本了。但生活一天，他都充满快乐和信心，他到哪儿，哪儿都有欢笑。在受到个别心理阴暗的造反派批斗时，对于一个公认的好人，其耻辱和震撼是天翻地覆式的，但是他依然镇定从容，这些现在想来镇定从容主要是给我们娘几个看的，给拥戴他的老百姓看的，他的内心一定是刀绞一样难受。回家以后，他用仅有的块把钱买了肉回来，说是补养，实际是稳定人心，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实什么都发生了，关键是六七个都没成人的孩子不能就此崩溃，还需要他继续哺育，这就是他“什么也没发生”的理由，也是他不能萎靡不振的精神支柱。那些残废、退伍、转业军人和老百姓要去劫杀那个造反派头目，父亲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那等于是劫杀我啊。一个残废军人，举步维艰，还说，老子再拼掉一条腿又怎么样？父亲还笑着说，老刘，那拼的不是地方啊。
　　逢年过节之际，父亲就燕子衔泥一样，今天带块肉回来，明天拎两条鱼来，每次父亲回来，我们都一阵欢呼，尽管这些买鱼买肉的钱都是父亲下了多次决心，红着脸向别人借来的，那时的我们单纯而无知，只知道鱼肉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父亲极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些败类见别人家吃香喝辣而垂涎三尺，丢人现眼，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受委屈。那一年他冒着大雪从十里之外的汴河大队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时刻，大雪给父亲加了一层雪衣，父亲低头艰难地往家的方向走，那肩膀不仅扛着一袋子米，还有一家的温馨和希望。那情形不仅没有随着时间远去而模糊，反而更清晰地永久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大年三十清早，父亲被造反派命令去四十里外的八里岔五七干校拉树苗，他是拉着板车哼着歌曲走的，那也是唱给我们听的，现在想来父亲心情是多么的痛苦，家家户户庆春节，他却离家出走，这是我们的寒食节，哪里是万家团圆的春节。四十年之后，我把五七干校搞成纪念馆，可惜父亲已经不在了。
　　父亲走时，我握着他渐渐发凉早已经没有知觉的手，我的心情突然镇静了，全身是一种水落石出，如释重负的感觉，那一次次抽痰，一次次吸氧，一次次灌肠，一次次病危通知；那十几天不吃不喝，而稍一吃喝就呛得脸色铁青，气短声绝，那一天几瓶药水挂不进手面，就改为脚面，那全身居然找不到一根血管可以刺进细如发丝的针头，那使人心惊肉跳的日日夜夜……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在他最危急的时候，我感受了什么叫六神无主，什么叫绝望，而他的生命如此的脆弱又如此的顽强，我想父亲他虽一生辛苦，弥留之际更难熬，还是不想离开我们。在父亲度日如年期间，我作为一个准文化人，一个无神论者，居然要期望风水求助神灵了，我不再相信科学，只相信奇迹会在父亲身上发生。还幻想能和以往一样住一阵子就举家欢庆地回家。我居然连常识都忘了——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人常说，床头百日无孝子，是对众多有父母的人在父母弥留时段表现的总结，但也不尽然。我曾暗想过，若是守护父母直至我和他们一道死去，或先于他们死去，那该多好，这可能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父亲走后，我常在梦中与他相见，我多么不想醒来，多么希望永远就是这样，情感的深重使我常常陷于幼稚和幻想，不能自拔。儿女永远报答不了父母的恩情倒是真的。父亲一生为我们，为他人着想，死后也是。他走时，初冬将至，大雾漫天，夜幕深厚，整个世界悄无声息，在全村人都渐进梦乡时，父亲回家了。
　　父亲读过私塾，他十八岁倾家荡产参加共产党，父亲参加革命时还没有上升到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那种觉悟，也许是为了争一口气，或出一口气，或赌一口气，无非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光大门楣，但是，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他参加共产党以后才懂得的。在他的理想阴差阳错之后，就寄希望于后代，而我偏偏又干不出光宗耀祖的职务和事情来。在他意识模糊时，还总说上级派人来看他了，他把上级来人看他是很大荣耀了，可惜没有一个上级，他的上级该老的也老了，该走的也走了。要说有，那是宣传部、医院的领导来看了他，那也主要是因为我。
　　在父亲参加革命时，父亲近房的小爷骂他没出息，说共产党、八路军跟要饭花子一样，比土匪好不了多少，要吃没吃的，饥一顿，饱一顿；要穿没穿的，虱子满身爬，子弹袋里都是秫秸棒装在里面的，能干出什么事情？。父亲也许犹豫过，但最后爷俩还是分道扬镳，势不两立，一次父亲受上级指派进城做他小爷的统战工作，父亲的小爷竟扬言非枪毙我的父亲不可。是父亲的小娘，把父亲藏在床下才躲过大难。事后，被掌权后的当局翻脸不认账，让父亲终身忿忿不平，以致抱憾终身。失败的小爷逃到台湾，由于信念坚定，表现优异，不久官运亨通，荣华富贵，还找了一个话一句都听不懂，上床什么都懂的台湾花姑娘，尽情玩乐，吃喝不尽；胜利的父亲却因为小爷海外关系受尽磨难，运动一来，“海外关系”就是复发的伤疤，疼痛流血难以治愈，组织考验，上级谈话，不拿你当知心人，像一个无娘的孩子。改革开放后，两岸停止炮弹来往，开始人员来往，这以后，他的原配夫人还乡团一样衣锦还乡，带来大批项链戒指，来和我们叙旧。当时我们还在为能弄到一块三十块钱的钟山牌手，哪还再敢谈去台湾继承遗产啊！这个老人百思不解，很伤感地走了，以为我们是穷得痴呆了，麻木了。再后来，改革开放的洪流彻底冲击了他的坚固信念，父亲终于无奈地说，我这一辈子是共产党没靠上，国民党也没靠上啊！
　　解放后那阵子，共产党还需要用人，念他有点功劳，暂且不去计较海外关系，让他在区政府里做个民政区员，这是共产党使用干部的一个成功范例，因为父亲天生仁慈，以民为本，助人为乐。在1958以后人民公社时叫做民政助理，老百姓还习惯喊他区员。区员是区里的一员，拥有辖区政府内的十几分之一的权利，主要为家常琐事，救灾济困奔忙，主要对象是荣、复、转、退军人和绝对贫困户。荣就是光荣，什么是光荣，死了就叫光荣，当然是为革命而死，为人民而死，才是光荣，伤残也算光荣，但光荣也有级别和档次，死的光光的才是大光大荣。死者不在，家属叫烈属，烈是壮烈，不死也壮烈不了，壮烈了，家属就一样享受光荣和幸福，就是这些人成了一个民政助理的服务对象。过年了，即便大雪纷飞，也要把买好的猪肉，粉条，和县武装部的慰问信，根据不同的档次，挨家送去，天越冷越显得党和政府的温暖。最远的村来回三十多里，肩扛，手提，步行，不管有没有路走都得送到。有时泥泞，有时冻土，有时赤脚过沟，有时弯腰爬坡，一天能走四五个村子。年前，腊月二十就要开始送，一直要到二十九。一斤猪肉，二斤粉条另加一张红纸慰问信，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父亲带着干粮下队，到这些人家里，最多喝他们一点开水或者稀饭菜汤，临走总要在碗底悄悄压下粮票和钱。为什么要“悄悄”？别看老百姓穷，穷有志气，穷有良心，你不悄悄给他，他们死活也不会要——那不是骂人吗？军人们义气深重，见父亲一身泥水风雪走来，就要把猪肉粉条一锅烧了。父亲不仅不依，而且拔腿就走，出门还交代一定要等到过年三十中午。三十中午吃肉的意义和平时绝对不同啊！父亲的生活习惯是注重于吃而不是穿，吃在肚里是内心感受，穿在身上是他人感受，内心感受才是真正的感受，发自内心的快乐才是真快乐，上帝的青睐，组织的安排，他老人家一直就是管吃喝工作。他热爱生活，再艰苦的岁月也要想方设法使儿女在节日有点荤腥，免得到人家门口垂涎三尺。所以我们的兄妹个个没吃昧心食，以外貌美化生活，都十分健壮。
　　1983年，有一个老乡用板车从几十里外魏营乡小胡庄，拉着两麻袋的小麦到我们家。全家诧异。老乡说，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交代，临终还讲，三十年前要不是许区员家的5斤小麦，哪来我们这一家人啊！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还这个人情。我父亲怎么也想不起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父亲平反的时候，我们早已错过当兵的年龄，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不少老同志还像当年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似的去找工龄，找待遇，找级别，找名誉，父亲可找的待遇太多了，组织部长还亲自登门，可无论谁来动员，谁来怂恿，父亲置之不理，巍然不动。他总是说，比起当年死去的同志，还要什么呢！比起他们我们早该够本了，早该满足了。父亲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不愿意去跑这跑那求人。父亲一生助人为乐，而自己的事情从来就羞于开口。当年，不少复出的老首长，老同事都在中央、省、专区掌握要职，问起家里情况，想给点帮助，父亲总是报喜不报忧。父亲一个拥有不要任何手续就可以让我们当兵权利的老战友，问父亲孩子是否都有工作。父亲说，都有。回来后，说给我们听，母亲大怒，责问有什么工作，父亲说，种地难道不是工作？我们当时正在农村劳动，很苦，但不敢吭气。若吭气，父亲会说，干什么不是干？就你是人吗？想有出息自己干！现在，我们理解父亲，更感谢父亲，那时他若给我们找关系，开后门，铺好路，说不定我们就会成为废物，若再发扬光大这些手段，我们现在已经不知是什么玩意了。
　　记得父亲那时虽说在基层工作，但还是经常下到更基层和老百姓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生产队的牛屋，和社员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一去就是个把星期，那时县委书记也要有固定的时间下去三同。正正规规地干活，正正规规地调研，老百姓和他开玩笑，他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说笑话，拉家常。他们来了不打招呼，一路走，一路看，拔根秧苗看看有没有虫子，翻起山芋秧瞧瞧墒情。自行车上绑个铁锨，遇到漏水的涵洞就堵一堵，看见路上有坑坑洼洼就垫点土，遇到老乡就问问生活怎么样，基层干部有没有欺负他们。那时干群的心真是连在一起，那时老百姓你请他去告状，打他去上访，他死也不会去——县委大门、公社大门敞开着。
　　父母亲人缘好，小时候，我们家经常来人，多是赶集的农民，避雨的，乘凉的，歇脚的，喝水的，串门子闲聊的，找根绳子借个瓶子的，还有遇上吃饭就吃饭的，父亲母亲从没冷淡过他们，还深怕照顾不周，不知情的还以为我们家开饭店呢。父亲爱说俏皮话，现在叫幽默。乡亲们就爱听他说话，他们有时笑得热泪盈眶，还把父亲的话转达给没在现场的乡亲，虽然打了折扣，效果差了，但还是引来笑声一片。有时夫妻吵嘴，来请父亲处理，父亲几句话一讲，他们就破涕为笑，重归于好回家了。四十年后我去魏营，一个当年得民兵排长还在说起父亲当年的言行，排长虽说也七十多岁了，讲着讲着就容光焕发起来，好像回到当年。
    现在，我们为父亲所做的一切都失去实际意义，无论节日送点纸钱，无论怎么缅怀，追忆，梦想都与父亲无关，唯一的就是像父亲那样活着，照顾好孤独年老的母亲，以便我们将来有脸去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