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花楼

遥远的祝福

    花楼无花，也没有洋楼，只是江城汉口中心城区的一条普通的街名。何时开始有这个街名，不太清楚。只记得自打祖辈起，就开始叫了，等我记事，它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常听母亲唠念这个名称，能挂在嘴边，谙熟于胸，大概都与生活有关。在大西北居住，牵挂是一枚小小的乡邮，每次，一封封厚重的信笺都会装进同一个地址。然后从天山一端飞越千里，落脚在江岸的街屋里。来来去去，扯不断的就是花楼里的亲情。那里居住着外公外婆，远远的，无法牵手，惟有邮票上的花楼可亲可读，正是这个街名，让我留住了一份乡情。
    多少年后，等我回到江城，才凸显出它清晰的轮廓。
    那年，第一次回乡探亲，当小小的足跟初次踏上迷宫一样的街道，想象就像泡沫一样烟消云散。眼前的场景，都与花楼无关，原来花楼只是一条古老的小巷。街道狭窄而又幽长，两边大都是居民的低矮楼房，高不过三层，狭小而又拥挤，是一处热闹的平民居住区。稚嫩的想象无法张开翅膀，坚实的惟有脚下这花楼街的路面。它一头连着中山大道繁华的正街，另一头延伸到江边的码头。在它的内巷里，细巷众多，如同一个水叉繁密的苇湖迷巷，承载着密如芦草而生的平民，实实在在地卧榻而居。
    最是清晰的，就是街头的小吃，热干面、欢喜坨、面窝随处可见。“好吃佬”是江城人出了名的外号。在西北，从没有出外过早的习惯，可江城人却不这样，早餐大都在街上用餐，这与戈壁滩走来的我形成强烈的反差。记得外公看我总是垂涎于小巷的烧卖，于是，捋一捋胡子，笑呵呵地领我走进老通城豆皮馆说：“这里最有名，毛泽东来这吃过。”小餐一顿，我仍意犹未尽。外公不慌不忙补上一句：“不用急，等明天我们再去四季美尝尝那里的汤包。”就这样，我记住了家乡，原来江城就是浓浓的美味，这就是一个懵懂少年的初次印象。
    与大舅牵手，就是想去胡同尽头的江船码头，只要一坐上他的轮船，天南地北就可以到处游览。那个时候，大舅带着我总是脚步匆匆，兜里揣一盒廉价的游泳牌香烟，可总不见他带火柴，烟瘾上来，找个擦肩而过的烟民，笑嘻嘻地借火点烟。这是街民的习惯，还是花楼的风格？我总是看不明白，节俭大概就是胡同人的本色。
开心的是西北人不曾见过的游戏，每每与表弟在一起玩，都会到街的另一端姨妈家里，拿出克朗棋玩个尽兴。你一杆，我一杆，杀个昏天黑地。余兴未了，姨妈叫几遍后，才揪着耳朵把我们拽到桌前吃饭。
    走在街道上，小舅的点子最多，比我大不了几岁，手中总是拿着一把自做的火柴梗手枪，自行车链条拼在一起，简单地拼成一个枪管，再用铁丝固定在手枪上，很是新颖。撞针一击，火柴头就燃出一股硝烟，从链条孔飞出老远的火柴棒，不偏不斜正中别人身上。
    租界在西侧，没有自然的分界，是当年英、法、俄的居住商务区。听外公说，早年洋人用坚炮利舰闯开了武汉的门户，就比邻江边划定了自己的租界。江汉关钟楼高耸、森严，成了洋人奴役华人的标志。西式洋楼林林总总，一溜铺陈。把个花楼街衬托的寒碜不堪，明显矮了一头。如今虽然洋人早已走了，但是钟楼仍然矗立，当年悠悠的钟声已经停止了报时。屈指算来，上百年的历史，条石砌成的石墙花楼仍是江城的风景。层楼厚重，花纹斑驳，形同我儿时摆过的积木洋房，几何形状与花楼街真有天壤之别，相比而言，“花楼”只是空有虚名。也许，就是当年居住在此的平民期盼“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美好用名而已。
    中国的建筑，少有长久的概念，就像外公的老屋，大都是木式砖瓦建筑，楼梯“吱吱”，踏上去悠悠打颤，即使是瓦当盖顶，也总是与木梁檩椽结为一体，朽也，木也！短暂的如同一辈人的生命。此地高高在上长久保存的，只能是那些西洋式建筑。赶走了列强，这里才真正换了主人，如今已经成了步行街的一部分。商铺，琳琅满目，好不热闹。
    花楼街的南面是改革开放名噪一时的汉正街，如今已经是车水马龙，进进出出都是商品。物流的交易，人流如潮。繁华，早已成了华中地区的商品集散地了，楼房也改变了旧日的模样。三十年的商品经济浪潮，已经把它成功铸炼，可谓大气晚成，大撤大迁已经脱颖而出，初露端倪。如今，春节到了，才稍显安静，批发市场，毕竟不同于零售商店，年节前打货，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一旦入年倒安静下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该回家的都踏上了归家的路程。逐利而来，追赶商业的大潮，成为时代的弄潮好手。这正应了那句古话：天下熙熙皆为利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惟有花楼街不改旧貌，小处着眼，死守着街区。与旧屋同在的还有我的外婆。外公走了，母亲也没有等到回江城的那个时刻。慢慢湮没的是等待拆迁的居民。旧楼老屋，跟着时间一起慢慢变老，剩下的就是流逝的记忆。
雪过初霁，江城的春节，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水汽。三十的年夜，鞭声不断，汉口的街里巷口，散发着烟花燃放后浓浓的火药味。当年从这走出去的晚辈相约一起回到了老屋，我和弟弟也不列外。
    路弯弯曲曲，弯过了一个世纪，仿佛总也走不到尽头。有时候它真会让我迷路，曲巷众多，弯不好，就会走到临近的大街上去。民权，民生，民主已成路名，中山先生铜人像就树立在三街路口，他背负长江，拄杖迈步，预向中山路的腹地坚实地走来。延展的思维，让人想起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正是他指引着黄皮肤的贫民埋葬了封建帝制。随后的毛泽东，从农讲所又义无反顾地走向井冈山，走向四面八方。追求、探索，衍生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红红火火中国结的色彩。历史就像这滔滔江水，前仆后继，永无止境。
    仍然是挡风遮雨的旧巷，花楼街老得如今已淹没在繁华、摩天的街市中了。满街的灯光，灿若星河。道边的小摊店铺商品摆上了路面，把一个本就只有三四米宽的道路挤兑得更加狭窄。延伸出去的道路艰难地向外曲展，汉口的地界，寸土寸金，有一处老屋生存，已经算是幸运。晨钟暮鼓，拥挤也是别样的情怀，外婆总是守着这条巷子，早年是等待夫君，迎送子女归屋。如今，三三两两的爹爹婆婆悠闲地聚在一起打打麻将，唠唠家常。
    我曾多次地走过这条巷口，我曾多次迷失在迷宫一样的街巷中。不是我找不到回家的道路，而是小小年纪就离开了花楼，那时还不到三岁。跟随父母一走就是三十年，等再回到江城，拥挤的街道依然拥挤，旧貌依然，只是多了一些新建的楼房。我又怎能再找到家门呢？
    一条花楼悠悠长长、深深浅浅蜿蜒在繁华的汉口楼群中。旧巷里住着我年迈的外婆，楼门的阶石盘绕起岁月，坚实地奠基在大门口，衔接起花楼街与花楼主人出入的阶梯，为老人默默地垫步。在晨钟的朝辉中，目送老人出门；在暮鼓的梆子声里，迎接老人返归；市井艰难，看得出，风雨洗刷的胡同光亮无比，走过多少足迹，只有他俩默契认可，聆听儿时的童音就是这熟悉的声音。
    外婆不老，步履坚实，精神矍铄，谁能看出她是九十高龄的老妪呢？只有小巷还记得她的背影。外婆不亲，只是母亲的继母。然而，花楼确是属于她的街道。在这里，她生育了四个子女，在这里，她操持着整个家庭。母亲走后，都是她辛勤劳作，相夫养子，忙忙碌碌只有日子，忙忙碌碌总是这条胡同，没有人比她更清楚这条窄窄的花楼街了。
    听母亲说，早年抗战时，外公避难监利，等回来，外婆也随外公来到了江城。从此，她成了江城人的媳妇。住进花楼街，成为弄巷小屋里的主人。艰苦的岁月，一间十平方的木楼小屋，扎堆一样挤着一家六口。她含辛茹苦拉扯四个儿女，母亲鞭长莫及，只能寄回钱和粮票周济老家的生活。而真正的苦寒，只有外婆才体验得深切。岁月剥蚀了花楼街的身影，困难时，简陋木房还吊装着板床睡厢，两代人就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做饭只能在过道上。如今，老屋的吊床还在，而地面的木板已经洼陷。每每晚辈们回家把外婆接到子女宽敞花园小区去生活时，外婆住不了一段时日，仍会惦记着那间吱吱作响的木屋。岁月的情感谁能忘怀呢？
    年三十的江城是流光溢彩的不夜之城，三十的年饭依然是浓浓的亲情。今年没有去餐馆预定年饭，子女们就是想再回到花楼的老屋，体验一下当年的滋味。想亲口尝尝外婆熬制的排骨藕汤。一鼎老式砂锅，两枚蜂窝煤球，当年最有滋味的藕汤就在这文火中细细地炖煎，熬的是亲情的记忆，煨的是民家早年的向往，因为，惟有那鼎老汤原汁原味，煨着岁月的浓浓香醇，是我们喝惯了的味道。
    显然花楼老了，启动的规划已在城市的蓝图之中，不久的将来，它会退掉旧日的模样。然而，在老去的街道里，外婆也会随昔日的街屋一起老去。走过风风雨雨，走过岁月沧桑，我知道，是老屋和旧街，把一个大武汉抚育成如今这般繁华似锦的气象。谁能说花楼不是风景，谁能忽略它当初的存在？记忆的身影，是实实在在的街巷人生。
    也许有一天，它会轰然倒塌，可从它身上崛起的一定是一个崭新的江城巨人。眼前消失的都该消失，不该消失的永远留在心上。它是我的记忆，我的花楼。因为，没有那一块基石，永远走不出江城的后人，如果没有那一条悠长的街巷奠基，永远完成不了偌大江城的新老更迭。有什么能比它敦实，厚重呢！
    此刻， 拆迁是飞速变化的江城一大景致，到处都在敲敲打打，渗透在新建筑里，也寄望在期许中。新的来了，旧的自然要消亡，停停当当是众多的大家闺楼。旧貌随时间一点点流逝，乔迁的新居多是年轻人的身影，留守这里的，只有总也劝不走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