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嫖娼的治理非警方一家所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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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媒体报道，西安碑林公安分局长安路派出所连续多天对南门外围墙巷的“站街女”进行了集中整治，民警假扮嫖客，抓获了4名“站街女”。尽管各地警方抓“站街女”似乎是一种传统，但西安碑林分局这次行动侧重于更加完整获取招嫖证据，媒体披露的细节也就比较具体，因而，相关案情也就比较具有典型性。
　　此次行动警方除采用便衣方式以外，主要是使用了录音录像仪装备，该装备类似录音笔，体积很小，而且不易被发现，这已经属于密侦。密侦是一种特别侦查手段，说明警方已经在较轻的治安案件方面提高了装备成本，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就治安案件的侦查本身而言，是一种技术性发展。尽管在法学角度可以探讨，但这种发展可能代表了治安管理技术的一种方向，属于大势所趋。
　　就装备成本的提高本身而言，说明了警方对治安管理技术进步的重视，针对“站街女”招嫖也说明了警方在打击卖淫嫖娼方面做出了足够努力。然而，解决卖淫嫖娼问题是否仅靠警方努力就可以实现？换句话说，主要通过打击卖淫嫖娼是不是过于简单的解决问题办法？从这一角度去看，恐怕并非警方一家所能承担。
　　除1949年以后有30年左右历史基本被清除外，以200年左右历史而言，黄、赌、毒向来是中国社会痼疾，长期属于社会治理的尖锐题目。曾经的30年左右历史具有特殊性，并非可以作为常规社会管理的样板。比较而言，毒为药，故以猛药治之，从清朝中期至今无不是采取严禁手段对付。赌就复杂了许多，因为赌博与游戏之间的界线并非通过法律就可以作出令人心服的界定，且又跟民俗民风混杂一起，不过，赌博行为不涉及人的基本需求和满足，因此，向来也是以禁为主。所谓严禁或以禁为主，执行主体局限于警方或主要是警方。黄的问题最为复杂，仅以其中卖淫嫖娼行为来说，并非依赖于警方进行禁止就能够解决。
　　卖淫嫖娼分卖淫与嫖娼两个方面。嫖娼是性欲的缓释和满足，其表象是个人行为，但深层处是社会问题。卖淫尽管也有性欲缓释和满足的因素，但主要属于一种生存方式。因此，卖淫嫖娼的治理并非警方一家可以解决，因为警方并不能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生存问题。治安管理提倡综合治理，但在卖淫嫖娼方面，如果将综合治理局限为主要由警方承担责任，则未免过于狭隘，它更应该是以政府为主角的综合性民生题目。
　　从嫖的一方面看，如果不考虑个体的性需求，而从社会的性需求来说，社会的上、中阶层总体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饥渴。由于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及经济能力低下等原因，社会的下层则存在着绝对的饥渴现状。如果对嫖娼持打击立场，那么，也应该重点打击上层社会的嫖娼行为，次为中层社会。如果把嫖娼场所分为五星，那么，应该首选从五星场所扫荡嫖娼，次为四星，再次为三星。
　　从卖淫的一方面看，既然卖淫主要是生存方式，如果对嫖娼持打击立场，那么，也应该重点打击以追求高消费生存方式的卖淫上。从生存本身而言，无论追求高消费还是希望获得吃饱穿暖活着的水平，都具有其合人性的基础。但是，既然选择打击立场，那么，追求高消费生存方式就比较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如果按照五星分级，打击卖淫也应该首选从五星场所进行，次为四星，再次为三星。
　　也即，无论嫖娼还是卖淫，如果从打击立场出发，都应该以高端活动为重点，等而下之到了社会低层，就越来越不是警方一家所可以解决。以此次西安碑林分局的行动为例，警方显然很熟悉社会现状，便衣选择了40岁以上民警担任，并且故意使服装不整齐干净，衣服口袋里只装100多元现金，也即伪装为贫穷男人。然而警方还是有所误解，以为南门外围墙巷附近是流动人口较多地区，但所抓获的4名“站街女”都是西安周边地市离异或老公去世的40岁以上女性农民，在现代交通、通讯背景下，视她们为所谓流动人口并不妥当。在相关的社会层次中，无论是作为嫖客的贫穷男人，还是作为“站街女”的贫穷女人，解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性问题和生存问题，才是釜底抽薪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