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一种起点公平,这一观念正在不断深入人心。但同时,普通民众在讨论教育公平时,却常常不自觉地忽略国家部委官员的子女。毕竟,那些鲜明的“特权”因为与权力捆绑得太紧密,以至于一般民众在呼喊“教育公平”时,都会不自觉地过滤掉“他们”。不过,这一情况在反腐之风劲吹的背景之下,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北京,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的子弟上学一直可以凭借所谓的“指标”受到优待。这个“指标”被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称号:“共建生”。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中、小学建立“共建”关系,从而获得学校每年一定的入学名额。景山小学、北京实验二小、人大附中、北京二中等等知名的优质中小学,都存在着“共建”现象。但从今年起,北京市教委发布取消“共建生”的政策,要求部委官员的孩子与普通市民的孩子一样,就近入学。 与普通市民子女不一样的“共建生”,最早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起初也是为了照顾“干部子弟入学”。但在1998年北京小升初取消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和电脑派位后,“共建生”变成更具特权色彩的名词。彼时,学区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而对于那些并不处在优质学区的部委官员来说,通过单位出面,给予学校一定的支持、补助,即所谓“共建”,也就成了换取优质中小学入学指标的一条途径。故而,“共建生”的出现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教育投入不足算是一大因素。反过来亦可推出,此番能够取消“共建生”,也跟目前北京各个中小学的投入已经较为丰裕,对于强势部委和大国企的资源依赖程度迅速缩小密切相关。 当然,除了反腐的大背景,使得这些“特权”的清理工作显得更为顺利,以及国家对教育投入比例终于超过GDP的4%这一基准线两大原因之外,“共建生”能够退出历史舞台,也因为目前强势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大部分都拥有优质学位这一不可或缺的因素。另外,针对外交部、商务部驻外人员子女所作出的特殊政策,以及对“特长生”政策留口子的做法,客观上避免了反对者的一致涌现。就策略而言,“共建生”的取消过程算是精妙的。 可以说,就教育的平等程度而言,北京一地的政策很难作为标杆来进行解析。更何况,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异地高考”政策,北京市教委出台的政策并不受舆论褒奖。但是,恰恰因为北京作为中央部委、企业云集的首都,权力近乎天然地排斥市场与公平,所以北京市教委取消“共建生”的改革才更显现出非凡的意义。 可以断言,北京市教委的动力和压力很大程度都来自于上级部门。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力改革,因其效果显著,得以迅速获得公众的赞赏。当然,除了教育平权上的努力,国家部委与强势国企在医疗、住房等其他福利制度上的特权何时能够被终结,也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心的下一个议题。取消“共建生”,推进教育平权,很可能只是打开了一个“破特权”的口子,即便是对不公平容忍度奇高的京城百姓,也可能被激发了对于“福利权”公平的想象。想象为虚,反腐为实,破除特权,明确新制,将想象变为现实,让公平成功着陆,未来值得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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