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空间

胡学文

       飞机穿越大西洋上空，还没有美国这个概念，满脑是爱荷华的红叶，还有小鹿，爱荷华河。十月金秋，正是枫叶燃烧的季节。我沉浸在无边的想象中，无力上岸。直至降临纽约机场，才明确感觉美国到了。阳光暖融融的，不同的肤色，一样的匆忙。很快，一段小插曲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认真。同行的佤族作家聂勒一张表格与我们有异，被扣在警务室。我猜测，或许是聂勒卷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一行人就那么站在大厅一角，焦灼地等待。帮不上任何忙，只能等待，眼睛倒是不闲着，也只有眼睛可以不闲着。行李车锁铐在一起，付费才可以使用。而在国内任何一个机场，行李车都免费，从大厅一直推到出租车上。丢在那儿不用管，自有人推回去。这就是美国了，如同面对一个人，互相不说话，却处处提醒彼此的存在。两个小时后，聂勒出来，据说和美国使馆通了电话，此聂勒乃中国佤族诗人，确凿无疑。聂勒嘻嘻哈哈，我们悬着的心回归原位，匆匆赶往登机口。还是晚了一步。只有另一个机场还有飞往芝加哥的航班。于是，奔出机场，匆匆打了两辆出租。总算赶上了，但不能乘同一个航班。天色已暗，两拨人相聚于芝加哥怕是半夜了。这倒无碍，关键是几位作家基本是英语盲，恐有差错。作协的吴欣蔚和检查人员一番解释，获准乘同一航班。那是个四十几岁的妇女，一头栗色头发。面对吴欣蔚的致谢，她只是笑笑。关于美国的人情，我的理解或许有失偏颇。再次起飞，我松了口气，虽不能正点抵达，但终究在计划之内。插曲有插曲的好，即使有意制造，往往不得。算是美国之行的序幕。
       作为文化探寻项目的一部分，五月份，美国作家已先行访问中国。同是作家，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言说方式甚至举止表情均有差异。一双眼睛观察另一双眼睛，一种文化审视另一种文化。虽然看过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某些著作，但那种记忆是硬冷的、生涩的，而一同生活，面对面交流，那感受像即将出窝的雏鸟，毛绒绒的，富有生命力。如果前者的痕迹是划出来的，后者则经过细腻春水的浸润。记得在敦煌时，敦煌山庄特意安排了一次野外早餐。驼铃、西风、沙漠、弦月，甭说美国作家，中国作家也甚少经历吧。餐桌支起，两国作家各坐一圈。我挨着美国作家这边，服务员端了牛奶给中国作家，牛奶在桌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先前的位置。这是我熟悉的。服务员把牛奶端给美国作家，位置没有再动，很自然的，他们领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儿时便晓得孔融让梨的故事，现在反观此景，并不觉别扭。为何？是对方坦然的神色，还是心中早已有标尺？一个细节或许说明不了什么，我也不想就一个细节做什么文章，但让我再次思考那个问题：文化。文化没有是非优劣，关键是投以什么样的目光。
       但美国之行，我确实想寻找更多的不一样。我不是擅长思考的人，揣着这样的心理，怕是有逼近自己的意思，而不只是好奇。确实，也有更多的不一样等着我。随便撷取几例。到芝加哥的次日，我起个大早，尽管头晚一点才睡。我遛到水天一色的密歇根湖边，不时有跑步的老人或妇女经过。Good moning！问候是给我这个黄皮肤的，我礼貌地微笑点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突然有人向你问好，是有些意外。对于世界的想象方式，金发碧眼或许是和我们不同。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背诵着这样的句子生长，但我们在教育子女时绝对告诫过他（她），遇陌生人搭腔，千万别理。坦白地说，我就这样告诫过儿子。至于原因，没有必要再说，谁都明白。有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没看过，其内容能够猜到。或许我在小题大做，但愿如此。
       和美国作家在中国的待遇不同，到美国后，我们是领取各自的伙食费。没人替你点菜，想吃什么自己点。好像有谁说，美国不够热情，我倒喜欢这样的方式。不必把时间浪费在餐桌上，不必为了颜面碟碗叠摞。餐馆里，常常没有服务员，吃完饭自己把桌面清理干净，该放在哪儿放在哪儿。没看到摄像头，自觉地把小费放那儿，似乎早就熟知那一套程序和秩序。自己动手，否则要饿肚子。给我们做翻译的小刘是湖北人，他到爱荷华大学就读，所住的宿舍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除了电脑桌，其它都是在爱荷华城捡的。侍候与被侍候，很小的时候就熟悉的两个词。我的乡人，或许不止我的乡人，习惯把人分为两种：侍候人的，被人侍候的。至今如此，深入骨髓。想起回乡时，有人问我，作家是侍候人的还是被人侍候的？我一度尴尬，不知如何作答。还想起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访问中国某地，没有吃特意为她安排的晚宴，而是选择和工作人员吃自助餐。结果不小心，一块面包掉到地上，她捡起放到盘子里，自然随意。我很想知道，如果有人问她那个问题，她怎样回答。
       扯远了，还是说美国之行。

       爱荷华城位于美国中部，是个平原小城，仅六万人口，其中三万是大学生，属爱荷华州辖区。爱荷华是农业大州，据说农业产值仅次于加州，位居美国第二。到美国前，读 聂华苓老师的《三生影像》，一下就喜欢上那里。到爱荷华已是夜晚，车外除了灯光，就是暗影，什么也看不清。次日起个大早，目光突然被叼起来，再难搁下。近处远处，皆是染红的枫叶，颜色稍暗，待日光抚过来，一下鲜亮如火。难怪……我想说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轻快而机械地迈着步子。行走，是我在爱荷华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当然，意不在走，在看。枫树像爱打扮的姑娘，每个钟点都要换一身衣服，清早不同于正午，正午不同于黄昏，晴朗是晴朗的风格，阴雨有阴雨的柔媚。由于白天活动安排得满，多在屋子里。因此，我常常在清早黄昏徒步游走爱荷华城。除了睹枫叶之美，我还想寻见爱荷华大学与市区的界限。美国的大学没有院墙，爱荷华大学亦如此。爱荷华有大学城之称，并不是爱荷华州的州府。据说当年是作为州府还是大学城，全城居民表决，结果他们选择后者。选择是容易的，选择也着实不易。就算是大学城，就算没有院墙，但无形的墙总有吧——我真的很想找到，不为证明什么，也没什么企图。城并不大，绕一圈也就两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
       我还喜欢顺着爱荷华河行走。爱荷华河就在我们住的宾馆旁，河面几十米宽，水势平缓。据说有一年发洪水，河岸两侧淹了两米多，至今墙体还有当时的痕迹，像褐色的脸。这是一条文学的河流，当年正是在这条河上，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先生划船时，她的提议，催生了著名的国际写作计划。因这个写作计划，爱荷华不再仅仅属于美国。每次我走在大桥上，都要凝望一会儿。聂华苓在《三生影像》中特意写了那条小船，并风趣地说：“就在那条小船上，我突发奇想，对paul说，何不在爱荷华大学你那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创办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paul支吾几句，用手捂着嘴，示意我别作声，指着一只梅花鹿在岸边看着静静流去的爱荷华河。其实他当时无法立刻回答。”还说“就从那条小船，我和paul一同走过20世纪的人景——欢乐、灾难、死亡、生存”。我没看到小船，但船的影子犹在——不仅仅是水面上的船了。
       枫叶、河水让人迷恋，但爱荷华的文学气息更让人迷醉。国际写作计划于1967年诞生，至今已有一千多位作家从世界各地来过爱荷华，说它是文学之城，绝不为过。在爱荷华的日子，最主要的活动都与文学有关。在国内，我也到过不少地方，但很少谈及方学，尤其是公开场合，好像文学是个私生子。和一位作家朋友说起，他亦有同感。热爱文学，却不敢大声谈论文学，个中原因颇为微妙。在爱荷华不一样，如果有人在街上朗诵一首诗，绝对不会被视为神经病。中国和美国，不，中国作家和美国作家——范围再小点，中国的部分作家和美国的部分作家，谁更钟情文学？我无意做这样的比较，只是忽然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敦煌，两国作家参观完莫高窟，在规定时间内各写一个片段。每个作家的风格不同，但中美两国作家各有共同点，美国作家很理性，多以内心为出发点，中国作家则喜欢抒情，多从民族从国家出来。这涉及到文化背景的差异、作家的责任，还有其它因素吧？三言两语说不清。但关于文学的话题，我想，每个话题都是一粒种子，尽管不知哪粒生根，哪粒发芽，哪粒结果和结什么样的果，但每一粒都隐着想象的空间。

       松鼠，是在美国见到次数最多的一种小动物。芝加哥大学，爱荷华城，华盛顿公园，到处都是。它们胆子很大，常常跑到人的脚边，闻闻嗅嗅。我喜欢松鼠，固然因其可爱，但更因为童年记忆。童年不能复制，记忆便显珍贵。儿时，我看到的还有跳鼠，在秋后的田野上，它们一蹦一跳，从容走出我们的视线。后来就见得少了，就算在田野走几个来回，也很难看到。除非在峨嵋山这样的风景区，当然，在一些市场也能见到——关在笼里的松鼠。在城区见到如此多的松鼠，还是第一次——与我的孤陋寡闻有关吧。我拍了不少松鼠的照片，在照片上，从那清澈的眼神里，仍能瞧出它们的机灵。同行的一位作家说，在我们老家，都得烤了吃掉。他不是玩笑，真实的语气里颇多感慨。我不是苛责什么，我想他也不是，在饥饿年代——尽管我没经历过，什么没吃过？草根、树皮、裤带……生存是残酷的，但非饥饿时期呢？
       忽然想起看过的一则文字。某地喜欢吃猴，而且是猴身上最精华的部分——猴脑。过程是先把猴的天灵盖揭开，猴并未死亡，置于餐桌中间的洞下，将烧得滚烫的调料汁泼于其上，一道美味由此诞生——声色俱备。笼里的猴子已然料知自己的命运，当厨师走近笼边，猴子便互相推搡，老弱者被推至笼口。最终，它们都要去那个地方，但捱一天算一天——只能如此。我很想就此写篇文章，但每每提笔，都被那凄然的目光刺痛，只好搁下。或许是个例吧。况且，也与饥饿有关。饥饿的形式有很多种，未必胃里空空就算饥饿。好多时候，面对汹涌的饥饿，我们无能为力
       松鼠不在访美的内容之列，但意外的相遇，难以忘怀。况且，意外、饥饿，此话题终是与文学有关，所以赘述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