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后离婚（罗涛）

金莲川文学

　　基层法庭的民事案件大多是打架、要账、离婚之类的，往往离婚案件又偏多，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过去的那些年更是如此。我在法庭工作了二十多年，有一桩离婚案子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想起来，我便感到心酸而喟叹。
　　大概是在十年前吧，一个夏天的早上八九点钟，我刚刚进了法庭的办公室，一个老年妇女就随着进来堵到我跟前，手里还捏着二张纸，问我：“你是姓罗吧？”我说：“就是。”她又说：“我早早就来等你了，夜里后晌我就来了，说是我的案子让交给你来办。”我一边听着她说话，一边接过那二张纸来，上眼一看，原来是个离婚案子。再一细看诉状上她的年龄，都快七十岁了，我这才定睛仔细地打量起她来。这个老年妇女穿的不素也不艳，很是干净利落。虽年近七十了，但脸上的皱纹可不多，皮肤挺紧致，五官搭配得很清秀，像个南方人似的，腰板也直溜，想必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坯子。我赶紧拉过来一把椅子，让她打横坐在办公桌堵头边，我也坐了下来，装模作样地审起案来。
　　“大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整七十了，虚岁。”
　　为了更好地与当事人交流、沟通，我尽量显得亲热、平易近人一些，就和这个老大娘开起了玩笑，“都这么大岁数了，咋还离婚呢？还能活几年啊？”一听这话，老大娘突然就着急起来，“活着时，我能躲开他，可死后我不能和他合葬，我就是为了死，才来离婚的。”
　　她大概是觉察到在我这个小辈面前太着急了，瞬间说话就慢了下来，我注意到她眼眶里已是噙满了泪水。
　　我本想安慰她几句，就趋前站了起来，却不料老大娘竟“嘤嘤”地哭出声来。
　　“不许哭，有话慢慢说，这是法庭。”
　　老大娘终于停止了抽泣，擦干了眼泪，我顺势打起了官腔，“你老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去村里找你家老汉，给他下传票，好好来给你老人家处理这个离婚的事。”老大娘显然是听懂了我的话，她紧盯着我的眼，微微点头。
　　我把老大娘客客气气地送出了法庭大门口，她款款地走了。
　　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个老大娘虽然没有念过一天书，但绝对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在过去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丈夫被杀，女人为了不让孩子们背上被杀家属的“黑锅”，强烈地要求与被杀的男人离婚，也就是和死人离婚，也是有过的。但为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而要求离婚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老大娘身上一定是有故事的，我决定尽快地去村里走访一遭。
　　老大娘的家距离县城七、八十里，我已提前和村干部取得了联系，讲明了法庭去的意图，拜托村干部物色几名德高望重的老辈人一起坐一坐。
　　这是个有五、六十户的自然村，进得村来，但见许多户家已是门窗泥堵，举家打工外出，院子荒芜，蒿草没胫，一片萧疏。联想到来时的路上，路旁的林带里不时闪现的花花绿绿的烂衣裳、破被褥，死猫、死狗的遗骸，我的心不禁凄凉起来，完全没有人家外地人来坝上旅游时的那种陌生、新奇、愉悦的心情。
　　访谈是在村干部家的饭桌上，以漫谈的方式开始的。这是我和村干部在电话里事先商量好的，因为如果以“一问一答”做笔录的方式来了解情况，群众不但不配合、不买账，反而会把事情办砸的。
　　唉，下乡办案你就分不清是工作还是聊天。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一律禁止喝酒，还真的是缺少点气氛，该了解到的东西，你就了解不到。我没有多么深厚的法学素养，但我是农村出身，又当过乡干部，怎样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还是略知一二的。
　　“花生米、兰花豆，来上一锅山药熬猪肉。煮上一堆柴鸡蛋，‘二锅头’管你下乡的喝个够。”
　　现在我可以把老大娘的生平大体勾画出个轮廓来。
　　她是周围十里八村出了名的俊媳妇，她的婚姻有点包办的意思，十七虚岁时就生下了大闺女，这一点访谈的几个老人都记得很清楚。共生了二个闺女、一个儿子，像她这个岁数的人，生三个孩子就算是少生的了，一般人家都是五六个孩子。她年轻时常去公社闹离婚，但男的不同意。那时的公社干部多是大老粗，见她长得漂亮，就认为她不正经了啥的，就是不给办理。她后来干脆就往外跑，现在叫“打工”，大集体时不允许外出，叫“盲流”，听说常被收容站收留，还被遣送回来过一次。由公社干部领着，好像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人们前街撵着后街地看，但后来她还是往外跑。
　　“大包干”后，她回来要过小儿子，男人不给，又走了。就这样三、四十年过去了。
　　见到那个被告老大爷，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与老大娘相比，反差可是太大了。背也驼了，皮肤黢黑得很，皱纹纵横，胡子拉碴。望着老大爷的脸，我很难过，仿佛看到了裸露的岩石上盘根错节、在风中凌乱的灌木丛，后秋里的麦茬子地，泥泞路面上已经干巴了的车辙沟……
　　老大爷看到我们时很平静，只说过一句话，就不再言语了，“知道你们前几天来过了。”我们也说了很多安抚的话，毕竟是死亡婚姻了，老大娘不愿意来和你协商，就直接到法院起诉了之类云云。最终还是打开了老大爷的心扉，“我亲舅舅是转业军人，是打过仗的，是吃供应粮的公家人，她父母就愿意把她嫁给我，当时还都是孩子，不懂事。只是可怜了我那三个孩子，就跟没娘似的。后来我也想通了，同意离婚，可我上哪找她去呀？……”
　　还算顺利，老大爷终于在离婚调解笔录上签字了，我们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
　　回到法庭，我们赶紧制作调解书并通知老大娘前来在笔录上签字。见到了老大娘，我又和她开起了玩笑，“你和那个大爷死了以后，儿女们偏要把你们合葬在一起，你能知道吗？”老大娘连连摆手，“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和他们都交代好了。”哈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大娘签字、摁印、拿上调解书后竟优雅地、主动地和我握了握手，并一再道谢。她小心翼翼地折叠好离婚调解书，像拿到了去往天堂的通行证，转身又款款地离去了。
　　望着老大娘离去的背影，一阵心酸掠过了我的心头，为了一纸离婚证书竟让她等了四十多年！是谁在她青春美丽的二十五、六，二十七、八岁，要求离婚时，对她嬉皮笑脸，冷嘲热讽？是谁面对她的离婚诉求时，竟认为她是不正当的，甚至是有罪的？这么做，对那个大爷及三个孩子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呢？
　　我敢断言，老大娘与老大爷之间绝对没有发生过像强劲电弧一样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强烈爱慕之情，尽管生过三个孩子，但他们是绝缘的。
　　我无意品评老大娘与老大爷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想说的是，贫穷和落后才是他们错结姻缘的痛苦的根。还有那个僵化的生产队，它剥夺和扼杀了多少农村青年的自由和才华，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那块土地上。
　　让岁月的烟火流云带走一切痛苦吧，清零后皆会成为历史。
　　时代毕竟在前进，这倒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十年过去了，大娘，你好吗？那位大爷，还好吗？
　　忍不住再冒昧地问一句，你和大爷还健在吗？假如你们真的故去了，儿女们没有把你们合葬在一起吧？！愿你老人家地下有知、安息。
　　现在的电脑技术不是用一张肖像照片就可以把人几十年前或几十年后的容颜返现或预测出来吗，此刻我的眼前竟浮现出一个美女的形象来。
　　那是一张俏丽的，南国女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