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鞭炮

坝上那片草原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坝上农村。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过年是很简单很朴素的，家家准备好的粉条、黄米糕、冻豆腐、麻花、猪肉等东西，几乎是涵盖了全部的年货。什么活鱼海鲜、新鲜果蔬、各种饮料等，都没见过。不像现在过年，刚进腊月门，各种各样的年货，铺天盖地推积在每个商店和各条街道。城里人乡下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挑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年货。

       作为一个农村小子，我所惦记的年货，仅是一鞭小炮。

        那时，社员的家里都不富裕，农村的小孩是没有零花钱的。为了能够买上一鞭小炮玩，大冬天，我得在上学回家的路上捡破烂，我的眼睛就像是只贼溜溜的黄鼠眼，努力搜寻着地上有价值的信息，如马儿丢弃的废铁掌、皮车车倌扔掉的麻绳头、及一些小的破铜烂铁，都是我要掏的“宝贝”。

       等这些“宝贝”积攒到一小筐时，我就提着小筐来到供销社分门别类卖掉，麻绳头2分一斤，铁5分一斤，最后卖上7、8毛钱，很是让人兴奋和满足。因为一鞭小炮只需要5毛钱，还是400响的，用牛皮纸卷得，有小拇指粗，特别响，几乎没有臭炮，当时孩子们叫这种小鞭炮“麻雷子”。再花8分钱买盒“大丰收”香烟，以备点炮用，最后把剩下的2毛2分钱小心地装进衣兜，用手紧紧攥着。

        那时，怀抱一鞭小炮，身揣2毛钱。那感觉，比美国的比尔•盖茨富有多了。

        一鞭小炮，就是我的骄傲。只有到年根儿时，我才舍得从冰冷的空屋子里拿出来，听孩子说只有把鞭炮在冷屋子里冻上几天，拿出来才会脆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一鞭小炮，我要细水长流，绝不会像现在几千响的鞭炮几分钟就炸完了。如果放在以前的那个年代，那该是多么奢侈和多么罪恶的一件事啊！

        我把小炮的牛皮子包装小心拆开，那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黄黄的鞭炮，像是几百发子弹，一根根炮捻编在一起，成了一条细小的辫子，我轻轻地抚摸着它们，像是老朋友，又像是为我冲锋陷阵的勇敢战士。

       拆了10根小炮装进兜里，绝不会多拆，这是我每次玩炮的原则。再点上一支“大丰收”，叼在嘴里，背着手，腆着肚子，一股牛气哄哄的样子出了院子。我之所以这么牛气傲慢，就是因为身上装了10根小炮，现在想想，比奥巴马身上装了10个核弹头还高傲无比。

       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围着我，看我放鞭炮。我抽出一根鞭炮，用烟点着炮捻，随着“哧哧”的响声，我把小炮扔向空中，“啪”的一声爆响，孩子们嗷嗷地叫着笑着。

       有时我会拿着一根点着的小炮追小孩，小孩吓得抱头鼠穿，我则乐得手舞足蹈；有时也会把点燃的鞭炮突然扔在孩子的脚下，小孩吓得惊恐万分，哇哇大哭。当然了，有时候，扔炮不及时，也会把自己炸得灰头鼠脸的，一副烟熏火燎的模样。

       几根小鞭炮，我俨然成了孩子堆里的混世魔王。同时，大家也享受着我放鞭炮的兴奋和欢乐。

       后来，我还陆续玩过“夺炮”，这种炮有糖块大小，夺在墙上就响，玩得时候很方便；还有“拉炮”，一根小炮两端有小细绳，一拉就响，很不可思议。应该说“夺炮”和“拉炮”都是鞭炮世界里的新型武器，但安全隐患大，所以，以后就很少见这种鞭炮了。鞭炮里的贵族应该是“炽花炮”了，因为女孩也可以拿在手里在夜晚玩得不亦乐乎。

       30多年过去了，物资越来越丰富，食有鱼、穿有皮、住有楼、行有车，年味也变得越来越浓厚。每年正月里放着无数鞭炮，只是“例行年事”。儿时放鞭炮的情景和感觉再也回不来了。

       儿时的那鞭小炮，5毛钱，400响。会让我足足能骄傲一个多月，欢乐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