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可以观看

月亮的脸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认知过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我们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常以“不堪一击”、“望风而逃”、“破坏抗战”等词描述。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
    其中，一幅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怕诸位见笑，乍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秦风先生（台湾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别是搞错了吧？”因为像这张照片上这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当然，这种疑惑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已。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冲击人们的视觉，更冲击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   
    如果说这张照片，是以极具张力的视觉效果冲击了我们的历史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幅照片，却不动声色地向我们讲述了平民庶众面对时代变迁的另一种态度——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给定的态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27岁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背对一面落地穿衣镜，让照相师傅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又过了几天，从照相馆取回照片后，这位年轻人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日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像馆，计印二张，大洋八毛。
    没有反清志士们断发前的铮铮誓言，也没有遗老遗少们被迫剪辫时的哀哀怨怨或决意留辫的执拗，这位年轻人只是平静地记述了拍摄照片的动机和经过，但于字里行间也对从此失去那条长辫，流露了淡淡的眷恋。日常民国
    十多年前，有一张看似寻常的照片，曾深深触动了我。
    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但是仅凭这些，这张照片还不足以从几千张照片里脱颖而出，这幅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般民众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还有这摄于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的一幕：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女孩，在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驻足观望，并在向孩子讲解着什么。而橱窗玻璃上那条宣传口号“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则表达了社会对于儿童教养的共同认知。照片的提供者黄咏梅在随文中回忆道：
    那是1936年秋，7岁的我是二年级小学生。父亲在我4岁时因急病死于执教的外地，母亲守着我和妹妹们在镇江东门老家深宅里相依为命。我6岁入民众教育馆办的小学，    校舍设在孔庙里，离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轻新潮的王校长是出国留学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刷牙，给我们讲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小学生灌输侵华思想的故    事。还有好几位关爱我如同父母的老师，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孔庙正殿陈列着“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还有卫生常识方面的模型、图片，教室    设在正殿后西院落的平房里。更使我感兴趣的是，遇到周末，民众教育馆为附近居民放映电影，我们小学生是必去的观众。   
    那年代，能看到卓别林夸张的滑稽表演，虽然无声，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镇江探家时，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带着表妹吴碧霞来看望我们，我高兴地陪他们去我心爱的学校参观。走近橱窗前，那张宣传画吸引了我和表妹。我们驻足细看，大舅母边看边给我们讲解，大舅父见此情此景，即兴抓拍下来，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  作者结合这张照片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们相依为命的女孩，并没有因生活困顿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民众教育馆及其创办的小学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针，既承继传统伦理文化，又传播现代卫生科学常识，还放映西方电影……从上面的叙述里，足以看出民众教育馆所承载的一般社会功能和为普及教育、传播文明所做的种种努力。
    尤其可贵的，这不是一张为了宣传而刻意摆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间摄影爱好者对身边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还有一张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县拍摄的照片，是文水县里村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文水县是刘胡兰的家乡，这张照片中所透露的宁静与祥和，与十年后刘胡兰殉难时腥风血雨的社会氛围迥然有别。端坐中间的那位女子应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穿着、气质上看，当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着自信与干练。照片上的女学生也都穿戴整齐，相貌端正，让人感觉很舒服。还有，背景中雕梁画栋的校舍也着实让人羡慕，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实现了“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学校用”。如果我们也能做到，就不会发生汶川地震期间校舍大面积倒塌那样的悲剧了。
    这张照片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女子。大家知道，中国既有论资排辈的传统，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习，而那位女子，年纪轻轻，列坐于几个大老爷们之中，却未遑多让。
    胡适先生曾经慨叹过：“《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得多了。”在他看来，“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反而渐渐变成‘小事’了”。从这张寻常的乡村小学师生合影里，不难看出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和时代前行的决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往往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细节，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过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并且换来的不仅不是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