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民心？——谁杀了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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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北京紫禁城有一密室，锁键甚固，代代相传里头藏的是很有些能掐会算本领的刘伯温留下的密件，非大变故不得开启。到了崇祯十六年，满清军队挥师南下，直逼山海关，情势危急，坐困愁城的崇祯皇帝欲开启阅示，太监跪谏，不听。开室，内唯有一柜。开柜，内有三图。第一幅图画的是文武百官数千人，却将官帽拿在手里，披发乱走。崇祯问其含义，太监回答说：“或恐官多法乱。”第二幅画的是士兵倒戈弃甲，穷民负镪奔逃，崇祯又问，太监答道：“想军民背叛也。”崇祯勃然变色，太监请止，但崇祯坚持打开第三幅，但见其中仅有一人，身穿白背心，右脚光着，左脚穿着鞋袜，披散着头发，悬在半空，容貌活脱脱是崇祯的模样。崇祯没再问含义，问了怕是也没人敢说。

　　天命所归？

　　据这则传闻的泄露者陈济生自己说，他是当初客居国丈嘉定伯府时听太监从大内传来的消息。在《再生纪略》中讲述完崇祯死难之后，陈济生郑重其事地将这段颇具神秘色彩的轶闻补述其后，似乎暗示，早在明朝定鼎之初，其覆亡就早已是命中定数。

　　陈济生的神秘故事，不过是关于明朝灭亡的满坑满谷的神秘故事当中的一个，故事中提到的刘伯温本领不止于此，被后世奉为中华三大预言宝典之一的《烧饼歌》，就把作者安到了刘伯温的头上。据说刘伯温在这本书中更是留下了大明王朝会传到至“万子万孙”，国祚方尽。这话唬得向他求问国运短长的明太祖朱元璋一阵欢喜，却不意刘伯温乃是话中有话，他的意思乃是“万历子孙”。这个故事在明代遗民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又被安到了张天师头上。而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讲述的那则故事，后来更是被敷衍成时事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的一段情节，进入民间的想象当中。此外，但凡翻开明代遗民关于崇祯一朝的稗史野乘，就会发现，里头充斥着大量亡国预兆，从钦天监奏报帝星下移，到大风摧折旗杆，再到神秘图谶，似乎无论是老天爷还是前朝某代能掐会算的方士天师，都突然一时冒出来，喋喋不休地提醒崇祯皇帝大明亡国在即。

　　尽管这些亡国征兆的记录者言之凿凿，但值得玩味的是，它们全都是在崇祯死难、社稷沦陷后一股脑冒出来的。它先前似乎就在那里，但是人们偏偏视而不见，直到事情发生，才让人恍然大悟——如此集体性的恍然大悟，实在令人心下倍感怀疑。

　　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明朝灭亡，确实和天有关。现代学者的研究发现，明末恰好处于气候史上的一个小冰河期，这个新鲜的说法指出，这一时期反常的气候导致农作物大规模歉收，饥馑不断，饥民起来造反，撼动帝国根基，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与此同时，瘟疫也来凑热闹。一位笔名花村看行侍者的人，在其笔记《花村谈往》中记载了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根据花村的说法，这种瘟疫蔓延之广，发病之遽，死亡之速，令人胆战心寒，“呼病而亡，不留片刻”。两个人喝茶打恭的功夫，就会“不起而殒”，甚至前一个染病死亡，后一个去买棺材，竟死在棺材铺里。这件事正发生在眀亡的前一年。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前来攻打北京时，其实他所面对的，乃是一座早已被瘟神攻陷的残城。根据后人的推断，这种病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跳蚤传播的肺鼠疫，所以，套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可以说是跳蚤灭亡了大明帝国。

　　民心所向？

　　在1644年甲申之变中死里逃生的赵士锦，写过一本《甲申纪事》。依着他的说法，崇祯十七年闯军进北京时的情景，远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波澜壮阔。满城逃难的人群自不待言，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倒是很有些意思。逃难都是往外逃，但有两三百人却是从西边过来往城里跑，边跑边喊：“已进城了！”没过一会儿，又跑过来二三百人，这些人喊的却真是一颗定心丸：

　　“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

　　这话一出，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到处找黄纸、红纸，写上“顺民”贴在门上，过会儿又搬出香案，粘黄纸一条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李自成也带着他的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城了，没有欢呼，没有喝彩，连馒头水米之类的孝敬都没有，反而是“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这真是太让后世习惯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叙事之人大感失望。

　　翻翻古书，历朝历代的文人，特别青睐“民心所向”这四个字，孟子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既然民之重要若此，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晚明时期爆出不少“乱民”暴动，看起来，民心从那时起似乎就不那么向着明朝。但其实未必若是。苏州民变是最典型的一次，制造出来一个周顺昌，至今还活跃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看书的人全被其中英勇胆气所慑服，却没太注意其中的一段话，逮捕周顺昌时，本来没有掀起多大的纷争，除了跪了一地的号冤之民外，只有几个当地文士请求官长将民情上闻，总体上来说是一幅和平请愿的样子。结果偏偏一个旗尉多了句嘴，骂道：“东厂逮人，鼠辈敢尔！”结果被广大群众抓住了话把：“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然后民变才猝然暴起，换言之，若是当时那位旗尉说的是“天子逮人”的话，恐怕这场能进入课本的民变就闹不起来，最多就是朝中奸臣又屈死了一个好人的陈词滥调罢了。当然，在文章最后，周顺昌还是皇帝亲自下旨平反的，官方予以褒奖，忠贤祠的位子也是坐定了。

　　亲历开封守城的白愚在《汴围湿襟录》里记过一件轶事。开封围城时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抚便号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围城日久，物资紧缺，巡抚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张口，就对民众讲：“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众的觉悟此时就显示出来了：“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一时间官民纷纷倍受感动，把鼻涕眼泪都混在一起。但等到弹尽粮绝了，此种情谊便化作水火了。官兵说我们拼死为你们守城，要吃要喝自是应该，待闯贼攻进来，大家都得死，于是下乡搜掠米粮便不那么温良恭俭让起来。民倒是一面担心着城外闯军攻进来，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觉得反正都是抢，也许倒不如让闯军进来抢更痛快一些。等到闯军真攻进来时，大家发现其实倒没这么糟糕，除了那些抵抗者千刀万剐，高门大户全都充了产以外，只消磕个头，当个顺民，日子照过，无甚两样。

　　但大问题就在于，民心究竟所向为何，最终还是史书定性。假使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只坐了一天大顺皇帝，而是一世乃至万世不穷，那么开封民心的故事自然只有后半段的顺民书写，而前半段对抗闯军时的官民同心协力，自然就要大打折扣。但史家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毕竟投降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哪怕是附会以“早识天命”、“不忍阖城糜烂”之类的高尚字眼，也是难以完全美化的，而忠君保城的行为，即使是对王师所指阻遏甚剧，也是要大大表彰的。

　　明亡与清亡——倒霉的孪生兄弟？

　　生活在晚清时代的人处于一种似曾相识的历史环境之中，周遭发生的一切似乎总是在提醒他们发生在267年前明朝覆亡的故事又将再度搬演。讲述崇祯末造，南明抗清的稗史野乘大量刊印，流布海内；有关明末乱事的戏剧也以最快的速度被编排出来，登台亮相；芜廊横波之间雅集的文人在诗歌中将自己认作是明末殉节忠臣的异代弟子。

　　甚至连一些本不相干之事也被东拉西扯为眀亡与清亡相似的话头。民国大佬叶楚伧在《壬子宫驼记》中，就对北京城两座城门“崇文”和“宣武”煞有介事地进行了一番阐释：“明亡于崇祯，清亡于宣统，崇文宣武二门，早启明清结局之兆。”这一本来只有年号和门名首字相同的巧合，到后来更被附会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明绪亡于崇祯，易相五十余，卒不获一良弼，其祸实肇于文。清社亡于宣统，练兵二十四镇，终不得一干城，其败实由于武”。

　　将自己生活时代的晚清与晚明进行对比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11年12月30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明清末造之比较》，以一一对应的形式，将这种比拟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