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警察不能钓鱼抓嫖

在水一方

　　今后携带避孕套出门的人要当心了，因为很可能会被警方怀疑卖淫嫖娼。近日，西安市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对“站街女”进行集中整治，由民警假扮嫖客，装上录音录像仪装备，一举抓获4名“站街女”。媒体报道中所称的“铁证”，就是房间垃圾筐内使用过的和包里尚未使用的避孕套。

　　民警隐蔽取证，抓获4名“站街女”，这样的执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反倒有给卖淫嫖娼者“通风报信”嫌疑。如此大肆宣扬警方的执法功绩，还有哪个“站街女”敢顶风作案？而这起执法之所以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隐蔽取证”四个字上面。

　　先说“隐蔽”。在法治观察者眼中，行政执法应当公开、公正，实行阳光下的正当执法。由民警假扮嫖客引诱“站街女”上前交易，大有“钓鱼”执法的嫌疑，违背了执法公开的法治原则。“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也被称作“警察圈套”。由于这种暗示或诱使嫌疑人犯罪的方法，手段本身存在重大的正当性缺陷，所以各国一般都通过法律将其限定在那些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领域，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有组织犯罪等。虽然人们至今仍然对刑事中的“钓鱼”执法存在争议，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它不能照搬到行政执法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执法面对的是行政相对人，其违法行为并没有达到迫不得已必须采取“钓鱼”执法的危险程度。

　　虽然在卖淫嫖娼等行政执法领域，同样面临着取证难的困境，但这并不构成可以采取“钓鱼”执法的正当理由。从本质上说，“钓鱼”执法是一种目的正当而手段不正当的执法方式，其合理性需要考虑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比例。“站街女”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显然还没有到警方非要采取不正当的执法手段来追究，通过“钓鱼”执法查处一般违法行为，手段的不正当明显超出了目的的正当。况且，我国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明确授权警方可以“钓鱼”执法，《行政处罚法》反而特意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可见，以民警假扮嫖客的隐蔽执法，并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也违背了执法公开和比例原则。

　　再来看“取证”。警方动用录音录像装备，凸显了执法者对证据的重视程度，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从中看到合乎法治的取证方式。人们常说“捉奸捉双”、“人赃并获”，话糙理不糙，其中隐含着对取证的标准要求。对于卖淫这样的违法行为，一般须有直接的现场证据，仅靠几个用过或未用过的避孕套，说明不了存在性交易的事实。那么警方所谓固定的证据是什么？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但依据警方的取证方式，不难推测警方最终认定违法的事实证据还应包括录音口供。对于录音，一般来说，“钓鱼”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证据；对于口供，虽然在我国治安案件的查证中，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仅有嫌疑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应当是良性执法的应有追求。

　　从定案的严格性上分析，录音口供和避孕套等都不是关键性的直接证据，更不能构成所谓的“铁证”，警方还应当有其他事实证据，以形成证明锁链，让执法经得起检验。提高执法者的法治思维，必须在证据上“较真”。可以想象得出，那些被怀疑从事卖淫的“站街女”断然不会对警方证据提出专业性的质疑，但警方执法不光是寻求个案的实体结果，还必须顾及每一次执法对于社会的影响，对于法治的影响。

　　不难看出，这一执法个案，虽然不像之前西安曝出的“钓鱼抓嫖”那么离奇，但同样折射出警方执法在手段和取证上的瑕疵，反映出我国行政执法尚未充分注重程序正义。尤其在各种政绩考核、治理治标压力下，行政执法更容易急功近利，牺牲程序上的正当，片面追求结果上的公正。从报道中可见，此次执法是配合9月11日始西安市公安局开展的黄赌毒专项整治行动。而所谓的整治行动本身就带有“运动式”执法的色彩，追求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下面的执法机关也就难免会求功心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