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被改 说明“小偷反腐”靠不住

沧海一声笑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该团伙借逢年过节之机，潜入县委书记、县长或其他领导干部住所、办公室实施盗窃，且屡屡得手。随着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纪委调查，却牵出了案中案。被盗后，赵兴华在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已！”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1日《法制晚报》）

　　从某种表面情节角度来看，上述这起“小偷盗官”的团伙盗窃案，似乎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小偷反腐”案例。这突出体现在，该团伙在“以县处级领导为目标”的盗窃活动中，不仅屡屡得手、盗窃金额惊人，而且几乎“一偷一个准”、“一偷便偷出一个贪官”。

　　但是如果仅仅因此，就相信这是“小偷反腐”的成功和胜利，甚至将该盗窃团伙视为所谓的“义盗侠盗”，认为是“盗亦有道”，无疑又大谬不然。

　　在笔者看来，结论或许恰恰相反，这起“小偷盗官”案件不仅不足以证明“小偷反腐”的成功有效，反倒生动地再证了它根本靠不住。首先，在这起系列盗窃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小偷偷官—贪官暴露”这样一个基本的“小偷反腐”逻辑，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赵兴华的东窗事发是源自“小偷偷盗”。

　　更关键的是，随着这起盗窃案的案发，在随后的案件侦办过程中，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一个想象中的“小偷反腐”逻辑，而真实逼仄呈现的倒是“小偷与警察串通”，为贪官掩饰腐败—小偷与警察为贪官们的“清白”作伪证，甚至不惜篡改办案笔录。

　　窃贼们基于自保的本能，愿意压低盗窃金额，或许不难理解，但是办案警察也甘愿向县领导投桃报李、主动作伪证，不仅没选择“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反而选择了“只服从领导、只服从权力”，如此徇私枉法的“护腐”逻辑，不能不让人感慨唏嘘。

　　所以，真正的反腐逻辑，只能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逻辑，而不可能是诸如“小偷反腐”这样的另类逻辑。如果县领导手中权力能充分“入笼”，如果以权压法、干预警察办案的权力能被“入笼”，其家庭财产能被制度化地及时公开，那么根本无所谓“小偷反腐”。

　　否则，如果县领导的权力仍在“笼外”，那“小偷警察合伙篡改笔录”就是很难避免，因为在不受牢笼约束的权力下，贪官和小偷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国家人民和公平正义的窃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