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与洒落（武占江）

金莲川文学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学？应该如何对待国学?这在国学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它是我们的根，也可以为我们如何解决当代面临的重要问题提供参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持有的对待国学的基本态度：应该把国学看成是像萝卜、白菜、大米、白面那样的日常用品，是平淡而又有用的东西。不要把它看作玄妙的神秘的东西，或者说是能立竿见影的“万应灵丹”、不传之秘，这都有失偏颇。比如现在有的人提倡少年儿童读经，要求小孩把那些经典囫囵吞枣地都背会，甚至有人主张学中医就不应该学现代的各种课程，认为当代通行的科学有碍于对中医以及其他国学内容的理解，这都是固步自封的做法，是有害的。这都是把国学神秘化的表现，一种事物，如果一旦被神秘化，那它的应用范围和效果就一定要有很大的局限。
　　有的人听到我讲《周易》，就会问我会不会算卦；也有人经常问我对中国的“玄学”有没有了解、研究。我理解的玄学一种学术形态，而他所说的玄学是风水、算命，以及各种各样的预测、甚至是迷信的东西。对此，我会明确地说：我没有研究。这样的态度的背后，依然是把国学神秘化。
　　还有一种偏颇就是过分拔高国学，掺杂了过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东西，甚至以国学来排斥其他文化，敝帚自珍地认为国学是十全十美的，其他的一切的文化都不足以与国学相媲美。现在甚至出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否定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是后人伪造的，而且这种明显荒唐的观点却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很多知识分子也对此深信不疑。这种倾向与以前我过分贬低国学的错误，其性质是一样的。
　　再者，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国学，还是作为西方文化以及印度文化乃至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都有他们的优点。如果说真理只有一个，那么各种文化类型都是以各自的语言说出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文化有姹紫嫣红的风格之别，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现在之所以提倡国学，一是因为以前对国学评价太低，使我们许多优秀的东西不能在当代发挥其作用，以至于出现了种种道德冷漠、人际疏离等问题，别的思想又已经不被人们所认可，好像是行为失去了规范，没有航标和灯塔，各行其事，甚至没有底线。而国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规范，主要就是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正是治疗现在这种社会疾病的对症之药。二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用我们本民族熟悉的语言、典故，以及历史积淀的方式，说出来的话，对于我们就有一种亲切感，容易产生共鸣，同样是说明一个道理，用国学说明，可能它的效果会更明显，起的作用也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提倡国学。
　　这里举一个例子以说明这个道理。现在王阳明在社会上是一个热点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王阳明的确是一个大思想家，他在中国思想史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比较深奥的学历问题姑且不提，现在就从王阳明的一个观点——敬畏与洒落——的关系来探讨一下国学的当代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国学的态度问题。
　　王阳明的核心观点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他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处于生死之交的困顿状态下所参悟出来的思想。那到了晚年，王阳明把“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合并起来，只提“致良知”而少提“知行合一”，认为“致良知”包括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字包含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道理，他继承了孔子（尤其是孟子以来）儒家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唐代以来大乘佛教中观法、般若智的哲学方法，是中国思想走向烂熟的表现。“致良知”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良知”，一个是“致”。良知，简单的来说，就是良好的、正确的认识。王阳明认为，人人具有良知，每一个人的良知都决定着他的行为，人们只要认识到自己的良知，返回自己的良知，坚守自己的良知，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遵守自己的良知，就可以自由行事，无须受各种外在的束缚，人就是自己的主人。遵良知而行就是“致良知”。既然良知是人人所先天具有的，那么人们随着自己本真的良知而行，就是合理的。也可以这样说，良知是天，顺天而行，理所当然。当然，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讲，良知并不是天，古人把良知比作天，是指良知是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有社会，必有此良知，所以“良知”又被称为“天良”。可见，良知是哲学之“天”，而非自然之天。从《周易》到宋儒朱熹等，对此都有精密的哲学论证，我们这里从略。
　　王阳明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充分的发展了王阳明的这一思想，尤其是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认为“童心”就是良知的体现。还有，在良知以及人的自然情感的基础上的各种行为也都是合理的。李贽特别强调一个“真”，认为只要是发乎真情，出乎真意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王阳明所继承的宋代心学家路九渊，也把人的本性、良知作为人行为的最终依据，认为无需再有一个外在的东西去束缚人的行为，陆九渊非常豪迈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王阳明以及王阳明的弟子们在哲学本体的高度为人的自由提供了依据，这是一种发乎深层的、有哲学基础的对“洒落”的追求。王阳明之后的思想界，人们掀起了一种尊重性灵、个性解放的思想。像罗汝芳，李贽，王艮以及泰州学派，他们都充分的发扬了自己内在的情感，表现出了与以往所不同的一种时代风貌，这个风貌的一个总体的体现，就是对于自由的追求，在王阳明的术语当中，把它叫做“洒落”。明代中后期，文学大发展，包括小说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清代前中期，曹雪芹的《红楼梦》明显地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但这些只是王阳明良知说的一个面相，或者只是王阳明良知说的一个侧面。李贽、罗汝芳以及泰州学派还有王畿这样的王门后学，他们发展了良知当中真挚的一面，也就是注重对于人的自然情感的承认和发扬，强调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解放。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这一方面，还是不全面的，也和王阳明本人的思想是不完全相合的。因为良知除了包含“真”以外，他还有一个字，那就是“良”。不包含真情实感、人的本能、情感和合理的自然欲望的“知”，不是良知。但是良绝不仅仅限于情感及自然欲望这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的道徳规矩以及各种约束。
　　道德的规矩约束就称作为“良”，“良”就是“善”，它直接指向道德维度。我们绝不能把王阳明将道德规范视为良知的观点视作是假道学（五四以来的思想界就是这么认为的）。即使从真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人的自然情感以及各种欲望固然是出于真，同样，对人进行约束的各种伦理规范也是真。比如说我们对于父母的孝顺，对子女的爱护，这些行为规范都是实实在在的，要维系这种关系，必须要遵守这种关系之下的规则，我们把这种关系规则称作“伦”。无此“伦”，人类社会的关系就会崩解，人与禽兽将没有区别，这难道不足以成为“真”吗？儒家主要讲究五种关系规则，也叫做“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如果一个人只是从自己的性情出发，行事与各种规范相悖，那么，他的这种真就是打了折扣的。即使是成为真也是片面的，也难称作“良”。对规则的恪守就是“敬畏”。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是对汽车的束缚，你在同一车道上不能逆行，不能倒车；而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约束，汽车才能够高速地运行，为我们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是这种规则成就了汽车的自由，这种“自由”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洒落”。
　　我们再举一个王门后学对于“真”和“良”关系处理的有瑕疵的一个例子，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李贽。李贽以他的真性情对于包括耿定向在内的许多人提出了激烈的批判，李贽认为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不是失身，而是“得身”，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提倡情感自由方面，却忽略了人伦的真。比如他想摆脱家庭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广泛结交江湖好友。但他把家庭当作拖累、弃之不顾，他的几个儿女因病而夭折。他的妻子几次让他回去照顾家庭，被李贽所拒绝，最后无奈出家，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对妻儿，李贽没有做到“真”，也没有做到“良”。这在李贽的文字当中也有反应，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曾表示忏悔。所以，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有人体现出自由洒脱的一面而认为：只要我是真的，我发自于真性情，就无条件是对的，别人就应该接受；如果他们不能接受，那么就不是真人。我想，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大作家，他们也不会去这样理解。李白曾经有粪土万户侯的气概，对于皇帝的召唤，也敢于违抗，杜甫也这样描绘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但是，李白对于应有的规则也是遵守的。为了求得做官，对于官场上的一些应酬、投赠、奔走权贵门庭等事情，他也不能免俗。像“生不用为封万户侯，只愿一识韩荆州”就是这样行为的体现。对李白、苏东坡，我们往往只看到他们洒落的一面，但是没有看到他们遵守规则的事实，这说明他们也有“敬畏”的一面。非常明显的就是魏晋名士，我们看到嵇康、阮籍，他们任性放达，有种种出格的表现，后人也把他们的行为当作是名士风流。实际上，纯粹与常识相违背、与常识不相同的“名士风流”是非常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我们只要看一下鲁迅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就可以认识到全面的嵇康、阮籍，他们对于礼法在内心深处也是认可的。
　　总而言之，敬畏与洒落两者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如此，敬畏和洒落都得到了成全。如果我们只注重一个方面，实际上这一方面本身也得不到真正的实行。比如我们只注重对于礼法的恪守，而于人的自然情感发生了矛盾，那么人就受到了不应有的压抑，这也就是中外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反礼教、反禁欲主义、反压迫等各种解放思潮的原由。这个道理，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敬畏”与“洒落”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面。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具体的角度来理解国学，就可以发现，国学对当下人们生活的提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既不能弃各种规则于不顾，尤其是现在人们的各种行为，无法无天，没有底线，像和尚打伞一样，整个社会就会陷于混乱。如果我们受各种规则的过分的压制，人就没有自由，也缺乏层次，我们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源泉，也会枯竭，自由是文学创作的生命。
　　那么，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国学和王阳明的专利呢？当然不是。自由这个词，虽然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但对自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做比较深入、全面的阐释，西方哲学在这个方面还是有着更为丰富的成果。尤其是自古希腊以来甚至包括中世纪经院哲学，他们对自由都有明确的界定，自由就是自己负责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你可以任性，别人无权干涉。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妨碍他人的利益和自由。这个道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权利法案》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导论》里对自由也有明确、清晰的界定。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对自由做了充分的阐述，同时也特别强调就是不妨碍他人这个要件：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的个性，甚至癖好都可以有充分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对于自由的界定，与王阳明所说的洒落，以及从魏晋名士到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东坡，以及明代的王门后学等等对洒落的追求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古希腊到密尔、康德等人所说的不妨碍他人、遵循规则、遵守道德，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敬畏”。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如果对西方关于自由和规则的关系不了解、不研究，对于我们的做人可能没有太大的妨碍。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用王阳明所说的“敬畏与洒落”来解释自由与规则的关系，就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情感、民族形式。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了解了西方思想，认为自由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在这方面一无建树，我们还是停留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把理学作为假道学这个层面上，这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无知。实际上我们了解传统、学习传统，远远要比向西方学习方便。如果我们否定一切传统，也无缘得知西方这样的思想，实际上我们就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这也是国学意义的体现。
　　这里顺便说一下宋明理学的意义。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等一系列文章中，对于道学的讽刺和挖苦，使我们时至今日在大众层面上，对于理学依然存在着很深的偏见。实际上，理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神的信仰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对于理学的正面价值认识还不够，更不用说把理学做现代化的创新转化而为我所用，这也是我们当代精神家园荒芜、我们的灵魂跟不上我们脚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理学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持一种敬畏的态度。
　　最后，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国学的正面价值，而无视或者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认为国学唯我独尊，这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吗？但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却经常出现，尤其是打上爱国、民族主义这样的标签，以中华文化相号召，人们就会失去理智，走向偏颇。真诚的希望大家以理智的眼光来对待国学、对待中西文化，这样中西文化才能够两得其宜，两得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