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性无能吗？

风雨兼程

　　导读：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的时候，我是当做一件“龙凤呈祥”天经地义的事来接受的。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个人兴趣的话，那是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的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就找了我父亲商议这件事，并且召集了十位王公，参与议婚。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
　　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议婚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议婚的事提起了不多天，庄和太妃去世。剩下的三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各有打算。主要的是一直不和睦的敬懿和端康之间发生了争执，两个太妃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个争执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和将来自己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的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不满不睬这一套，并不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入冷宫，是使她非常仇恨的。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夙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我和端康吵架时受到她的暗中支持，就是这个道理。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都把“册立皇后”问题看做取得优势的重要步骤，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这就是要“钦定”一下了。同治和光绪用的办法，是把候选的姑娘们都找来，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又有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溜挑来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当然，过去未婚的皇帝这个做法也不能证明婚姻是完全由他自主的，慈禧就因为同治选的皇后不称她的心，到光绪选后的时候，便硬作主张，强使光绪不得不选了她的侄女那拉氏(隆裕)。所以，光绪的“自主”，不过走个形式。我这次选“对象”，太妃们本想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再向我授意的，可是她们争执不下，结果倒达成临时协议，要让我自己做主挑一个。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来，一共是四张。这四位姑娘的玉容，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每位都有个像纸糊的桶子似的身段，脸部很小，实在也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也只能比一比谁的旗袍花色特别些。我那时既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我不费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12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非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不可，理由是文绣家贫寒，长得也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得很美。这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吧。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依然没走什么脑子，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对我来说：“既然皇上已经圈过文绣，她是不可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给我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这也是真的，中国皇帝历代也没有听说谁只有一个老婆，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我也答应了。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了之后，王公们去找徐世昌，这位一度想当国丈的大总统，表示了同意，答应了到举行婚礼时给予各方照顾，这就是说，排场摆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时直奉战争发生了，婚礼拖了下来，直拖到民国十二年年初(阴历年前)，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虽然筹备的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可是还是大办起来了。
　　我知道有一部分大臣，事先对于准备采取这样大的婚礼规模，是以为不智的，认为这必定对社会发生一种刺激，弄不好很可能引起攻击，而徐世昌下台、张作霖败走后的当权人物是否肯给包庇下来，也还有疑问。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出乎这部分人的意外，使大部分在徐、张下台后变成垂头丧气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不啻吃了一服还魂汤。
　　首先是民国当局答应给的支持，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10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步军统领衙门”特派官兵担任警卫。计开：
　　“大征礼”随行警卫及荣源宅门前警卫官长两名，士兵十二名;
　　“淑妃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妃邸”门前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一十六名;
　　“行册立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员三十四名，士兵四百五十八名;
　　“皇后凤舆”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三百八十余名;
　　“大婚典礼”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兵六百零一名;
　　“皇后妆奁进宫”沿途及神武门、“后邸”门官长二十二名，目兵二百零六名，“淑妃妆奁进宫”同上，在东华门、新安门前拦阻行人用官长八员，目兵一百名。总起来，大约出动了陆军官兵二千四百九十八人次。另外，还有大批宪兵、警察、保安队、消防队，不必都统计了。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全部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到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在这个仪程之外，还有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是预先做的，即纳彩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在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步兵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72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官长荫昌的举动最是出色，他穿着一身西式大礼服，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代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就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讥刺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其总数很难估计。重要的还不是钱，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至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交官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这毕竟是外交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的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梁敦彦(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又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是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在头上盖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花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得是个什么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度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也没有什么陈设，三分之一的地方叫炕占去了。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连新娘子是什么样子也没兴趣看了——屋子又暗得很，也实在看不清楚。她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这个凤冠霞帔浑身闪着像碎玻璃似的反光，一声不响的“皇后”，令我觉得生疏得很。我又环视一下这个很不习惯的环境，不由得十分闷气。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起了我的养心殿，我开开门，回去了。
　　我回到了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是成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还有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宫里想些什么?我都连想也想不到。当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正为这些空前的声势、民国当局的怂恿和外国人的观礼而欢欣鼓舞幻想万千之际，我想的只是这类念头：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自己亲手要恢复我的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