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清明要官商分离 不能既当官又获商人薪酬

忘情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我以为，在这“三清”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是政治清明。要做到政治清明，有很多方面的要求，但官商分离是其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两件发生在不同领域和地方的事，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件事，在山西省级领导腐败案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另一件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此消息一出，各种声音和猜测不绝于耳。这两件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官与商的关系。在山西腐败案中，就是官商勾结的腐败，是公权力被金钱侵蚀的结果。在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事件中，体现的本质就是官商要分离，要把商的薪酬降低到官的水平。所以，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在一个政治逻辑之下的处理结果。
　　要做官，就好好做官；要经商，就好好经商。官与商是不能混同、重叠、交叉的，当然也不能相互结合、相互勾结。做官，是做人民的公仆和服务员，由于手中执掌有公权力，所以，对官的要求就是忠诚、纯洁和遵守规则。经商，也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经商，国家需要经商，人民生活更需要经商。经商讲求的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商人的要求，自然就是追逐利益。利益，会腐蚀官的纯洁，会改变忠诚，破坏规则。所以，官商势不两立，官商必须分离，这是政治清明的必然要求。
　　对官商勾结保持高压态势，至少可以遏制官商勾结之势愈演愈烈。就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来说，是一个制度性建设，从制度上把官身与商薪分离开来。这是有效的治本之策。有一些人至今对于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降薪一事，不甚了了，认为既然企业是经商，那么这些主要负责人按照市场规则和商业规则取得高薪，亦属正常。其实不然。这些主要负责人，同时拥有官的身份和地位，却拿着商人的薪酬，这就是问题所在。要么做官，拿官的薪酬；要么做商，拿商人的薪酬。不能既当官又获取商人的薪酬。这种双重身份待遇的状况早就该改变了。
　　官商分离，应当成为一个政治规则和法律规则，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成为一个为官清廉的底线。沿着这个政治和法律规则，应当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和广度，从制度基础上广泛地清除那些或明或暗的官商不分的现象和做法。
　　例如，烟草专营，烟草专卖局既是官，也是商。这种体制，是典型的亦官亦商体制，迟早也应当纳入体制改革和清理之列。又例如，在备受各界诟病的公路建设体制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是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这是官；另一方面又是公路建设企业的建设方、发包方，这是商。在这种体制下，不少交通厅长卷入受贿腐败案中。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这种官商不分体制的弊端。在国有资产管理中，我们确立了出资人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从理论逻辑上讲，就只是商而不是官，其实不然。所谓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国有资产和管理国有资产，只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这种管理，不完全都只是商，也包含有浓厚的官性质和色彩。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有身份上的官商不分，有待遇上的官商不分，有干部使用上的官商不分，有职能行为上的官商不分。凡此种种亦官亦商现象，依然存在，不少还是法律和制度固化下来的。从政治清明的原则看，有必要对其进行制度改革，使官与商从法律、制度上彻底分开，使公权力不被商业利益所侵蚀，才能保持其清明政治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