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妇死亡 哀痛下别只剩“被消费”

大梁

　　即时情感与道德感合力促成的是非评判总是痛快和容易，然而停留在此，既可能含糊真相，也不能增进认知。

　　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所激起的舆论似乎开始走向缓和，至少，许多曾因狭隘信息而指责医院或家属的人，已经认识到很难轻易地在两方之间站队，随着鉴定与协商的展开，可以预期，传播战虽然不会就此结束，但仍会逐渐撤火，至于最终结论和解决方案，会不会向公众交代还未定。

　　公众是推动事件爆发的无意识力量

　　论者已经指出最早促使事件发酵的报道存在“煽情化叙述”等问题。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报道复制了家属感性的单方面阐述，却忽视了平衡及查证的报道原则。从传播效果看，是报道者和家属成功地合作实施了一次对公众的情感动员，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控诉正契合公众对医疗体制的不满，还输送必定受共鸣的人伦悲情：婴儿降生母亲去世，和平年代家庭悲剧莫过于此。

　　伦理义愤支持着情感冲动，让后者更理直气壮，覆盖了对证据及逻辑的考察。实际上这正是人们需要的：一次次借助偶然、极端事件抒发心中积郁和证明既有观点，运用情感来放大声音，不是不能冷静，而是不想冷静，冷静会错过发声和验证道德感的机会。甚至可以说，公众是配合着让事件爆发的第三种无意识力量。

　　然后是舆论翻转，这一次矛头被指向家属，被动员的情感包括基于专业主义信仰的对“愚昧”的烦厌，基于秩序稳定诉求的对“医闹”的反感，及基于女性生命权的对家庭父权的不信任。其中，前两种情感混为一体，都暗含精英及威权意味，第三种孤立而尖锐，虽然在主流传播中不受重视，在女性网友中却获得许多附和。

　　如果背景是不煽情渲染就无人理睬的话，那么寻求情感动员就很难说是多大过错。面对突然的情感动员式传播，保持镇静是很高的要求，因为人相当程度上就是情感动物，而且，议论热点问题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用他人的命运做自己的诉说”，借机表达和强化自己的体验和诉求。从此角度来说，评议此传播事件的意义，并非以置身事外的姿态指点怎么做理性“明白人”，而是确认多番澄清后可以留存共享的知识——例如对羊水栓塞紧急决断处理的必要性；梳理和体察人们投放到事件中的内在焦虑，思考如何舒缓这些焦虑。

　　喧嚣未必是坏事，没泡沫就推不出真知

　　应看到，很多女人因该事件而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甚至恐惧：被当作生育机器，在分娩遇险时丧失生命安全保障。已经有专业人士开出定心丸：“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选择只是传说，法律和医疗伦理都不允许以母亲生命为代价保全胎儿。但这还不够，因为以“传宗接代”为要务的生育文化和家庭制度的父权色彩确实存在，而医疗实践中对医疗决定权的默认又常是伦理化而不是法律化的，于是有些女性在设想极端情境时很纠结。

　　解决她们的问题，就需要把患者拥有医疗决定权、可以不受亲属关系限制的选择授权于谁等，作为明确的法律知识和医疗规范确认下来并广告周知。

　　但这还不够，因为文化和伦理运作的控制性是弥散而潜在的，女人们的忧惧如此强烈，可能就是因为她们找不出、瞄不准应该对哪个具体的人说“不”，也不确定能否承受得住说“不”的压力。而作为问题的“女人子宫谁做主”，因此事件而被提出、被讨论，也是好事。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或许可以争取超越两端：“好”与“坏”、“理性的智识者”与“不理性的愚民”。即时情感与道德感合力促成的是非评判总是痛快和容易，然而停留在此，既可能含糊真相，也不能增进知识和思想。另一方面，以“澄清真相”的名义开展的对公众一般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打击，会让许多人在一轮轮动员——被否定的循环后，产生迷失和疲惫，甚至走向“我什么都不相信”式的虚无。

　　真相往往比第一次被说出的，比单一情感和道德所代言的更多和更混乱，这不仅是一个经验判断，其实也是一种伦理支持。话题总是会被引向出乎意料的方向，而且歧见纷出，产生大量的泡沫，然而这简直是必然的过程，没有泡沫就推不出真知，如果事件的公共价值能在稍冷却后浮现和固定，则一度的喧嚣就不会完全是负资产。

　　所以从传播的角度看，媒体犯错、家属误导等都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仍然是维护稳定和舆情管理的动机，那意味着让当事者和公众都得不到应有的交代，而死亡的遽然哀痛只是被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