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倡导的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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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说傅山“长于金石遗文之学，博极群书而复精析入毫芒。” 他既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的风气，又在对古代金石碑版资料广泛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极力推崇金文篆隶书法，从而成为碑学建构的先导，他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卷38《杂记》三）“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意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得，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他认为真行草只是流变，真正的书法之源在篆隶，而“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卷37《杂记》二）。在《村居杂诗十首》中他又写道“饕餮蚩尤婉转歌，颠三倒四眼横波。儿童不解霜翁语，书到先秦吊诡多。”傅山对篆隶金文的推崇主要在于其丑拙古朴自然天趣的审美风貌，这里的朴拙自然，并非道家思想中的“复归于朴”，而更是儒家“文质彬彬”中的“质”，是对真挚朴茂雄浑的原始生命力和活泼灵动的创造性的强烈呼唤，在他看来，由二王开启的传统帖学一脉已经发展到丧失这种鲜活丰沛生命力的绝境，失去了“质”的精神底蕴和强大感染力，所以，他要以金石篆隶厚重朴茂的“质”重振书法的生机。傅山的见解得到顾炎武等大儒的应和，他们在对古代文化的大规模复兴和开掘中开启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书法尚碑运动。可以说，此后碑学在吴昌硕等大家那里所能达到的“重、拙、大”的浑穆境界正是对明清易代之际傅山等大儒所开启的书－道宏阔气象的辉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