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书－道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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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山（1606/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别署公之它、啬庐、青羊庵主、朱衣道人等，阳曲人（今属山西太原）。早以文章气节自励，明亡后，隐居著述、行医。与反清复明志士顾炎武等多有交往。康熙十七年（1678）举博学鸿词，次年被强征入京，讬老病坚辞不试。他学问渊深淹洽，在清代学术史上，有“度越于人人而自为宗派”的评赞（丁宝铨《霜红龛集序》）。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和子书研究的风气，在反省宋明理学方面又是颜元学派的先导，颇受尊崇。他多才多艺，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医道。著有《霜红龛集》等。
　　明清易代，出现了非常突出的遗民现象，如果说心学后学及其流弊应该承担放纵无为清谈误国的责任，那么心学本身所树立起的道德理想和人格风范却塑造了中晚明以来儒士的精神脊梁，并且构成了极为深刻的内在凝聚力，深固了士人自身独立的传统，特别是依托民间书院制度和绅士阶层，儒学有了相对独立的传播和发展，逐渐形成民间私学与官学相抗衡的局面。傅山在入清后绝科举仕途，隐居民间，与北方和江南的一批遗民身份的儒士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民间的隐在的文化抗衡力量。方闻先生在《心印》中写道：“隐逸者及其道德理想在中国诗歌和绘画发展史上，实际上充当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中国官修的史书和地方志中，往往都有标明“隐逸”的专门篇章，此外还辟有“独行”的人物。后者是指具有非凡性格与力量的人物，往往也包括隐士，其避离尘俗，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与献身道德的原则。中国历史上，隐逸行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与专制社会里的反抗精神相联系的。……中国人的处世态度中，隐逸代表着道德上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动：当整个世界似乎都脱越常规了，惟“独行”者有勇气和力量离尘绝俗，单枪匹马地代表着正义之道。所以，1279年南宋被蒙古人灭亡之后，郑思肖这位有名的宋代忠臣，这样说古代的隐士：‘仰怀许由、伯夷、叔齐、屈原、子陵辈，其意远矣……大丈夫焉能尾尾于人之后乎，微斯人出，后世皆走于威福之下，足以杀其心而役之……’郑思肖认为隐士是热诚而甘于寂寞的人，他“以柔克刚”取得英雄般的地位，致使最强大的统治者与征服者也不得不对他表示尊重。”○4
　　隐逸行为是儒家悠久的狂狷传统，是儒家天然具有的批判性和独立精神，士人依靠自由之内心对道的独立体悟和追求而拥有坚挺而巨大的支撑力量。据“道”而与“势”相抗始终是儒家最鲜明的精神特质。而到了明代，狂狷人格通过心学的发扬，更是在儒士精英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傅山非常敬佩祢衡、刘桢等名士狂放孤傲、蔑视权贵的志行，赞颂祢衡在曹操面前表现出的“贱士难前”的傲然不驯的精神，他与当时一批知名学者断然拒绝与入侵的统治者合作，沉潜民间，以道自任，忧国忧民，深刻反思明亡的原因，对士人自身的学统更是作沉痛的反省，他们在经世致用的总体思想倾向下掀起了一场重回原儒精神的思想运动，希望借此重振儒士刚健有为的精神风貌。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中，傅山对于文艺有着鲜明的时代要求，他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样，迫切要求士人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放弃个人的意气之争，从门户宗派家法的计较中解脱出来，注目乱世，多多关心河岳之气，写出艰危时代的波涛之文。他在《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补岩》之二写道：“风有方圆否？水因抟击高。偏才遇乱世，喷口成波涛。按著盛唐觅，突洒奴目逃。不论河岳气，私各光焰豪。文人不相下，直不真文曹。”这种容涵人寰、忧国忧民、胸怀博大的创作使命感显示出一代士人力图建功立业的宏大开阔气象。
　　他认为：“著述须一副坚贞雄迈心力，始克纵横。”（《训子侄》）而“若论文事，则尽许发扬蹈厉”（《家训》），在《序西北之文》中，他欣赏西北之文 “沉郁”、“佶倔”的特点。在国变之际提倡豪劲悲壮之作，而鄙夷柔弱的文风。他主张学习《左传》、《史记》、《汉书》，激赏“轩昂懿濞之高才”笔下“狮筋霹雳，象弦皆断”的秦汉古文，但他又反对模仿，在主张“倜傥豪雄”的风格的同时，又主张济以“风流骀僾”、“意之缥缈”的阴柔细腻，这一散文风格理想与后来姚鼐的风格论相接应，对整个清代尚沉实骨力的文风有深刻久远的影响。
　　诗歌方面，他推崇古直悲壮豪迈的风格，不喜柔媚的“女郎”语。他说：“插花竞云鬓，美艳终女郎。曹家无靡语，何尝少辉光”（《读虚舟先生诗》）“六朝人物景宗豪，竞病诗惊瘦沈腰。口角若无曹植气，笔端怎似吕虔刀。”（《口号十一首》之九）他非常欣赏杜甫诗歌“风云雷电，林薄晦冥，惊骇腷臆”的浑壮气象。（《杜遇余论》）在清初和几位大儒共同引领了推崇杜诗的诗潮。
　　他的审美追求反应到书法艺术领域，也贯穿了以“骨气胜”的精神。他说：“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伎者，独吾家代代不绝。”（《霜红龛集》卷40《杂记》五）重骨气是他鉴赏和创作书法的核心审美标准 ，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写道“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文章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认为，书法的关键不仅仅是字的造型和笔力，而更是人的精神骨气的表现，这种骨气的产生壮大正是源于人格的培育和提升，源于对大丈夫浩然正气的培养。他推重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书论，对颜真卿厚重磅礴壮伟的字极为推崇，学习他的字正是要从其高迈凛然的气节处入手，体会其生命的精神骨气，才可能达到同样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表现高度。
　　他在《题昌谷堂记》中写道：“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霜红龛集》卷18）与颜字崇高孤傲的骨气相对立的正是傅山极力批判的奴书，他在自述其学书经历中激烈批判了元明时期一贯推崇的赵书：“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霜红龛集》卷4《作字示儿孙》诗附记）傅山不仅鄙薄了赵书的软美媚俗，而且也批判了董其昌的书法鉴赏取向，他曾在《书神宗御书后》中对董书的清媚新巧和窘促也提出批评，认为：“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暖暖姝姝，自以为集大成。有眼者一见便窥见室家之好。”（《家训?字训》）可以说自傅山开始，对传统帖学赵、董一脉就开始了猛烈的抨击，大有摧垮这一传统审美取向之势，他说“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都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台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即《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第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为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若以大乘论之，子敬尚不足学，何况其他。开米颠一流，子敬之罪；开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学者之罪也。有志者，断不堕此恶道。此余之妄谈，然亦见许有胆有识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杂记》）他认为，传统帖学所树立的《兰亭》典范也不过是唐代的摹本，王羲之“龙跳虎卧”的真精神早已在一传再传中逐渐靡弱，因此他断其流脉为“恶道”，而希望有胆有识的同仁与他一起力矫元明以来寒俭卑弱媚软的书风，将书法更多地与尚骨气的原儒精神气质相贯通，将一种宏大崇高刚健的气象贯注到书法创作中，从而振兴书法艺术，激昂士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