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张瑞明）

金莲川文学

    一生中，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随时光远去，比如青春，比如初恋。随着皱纹一条条出现，头发一根根变白，物质的山脊一天天增高，精神的水土却一天天流失。人到中年，口袋比以前臌胀了，内心却越来越空虚。幸好，有一样东西始终为伴，填补着我精神的空洞，让我的生命充实起来，始终未能坍陷。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这是我从小常念叨的话，几乎是座右铭。这句魔法般的话，最初是父亲教会我的。父亲当过几年乡村教师，肚子里颇有墨水。后来，两个姐姐也当了教师，在县城最高学府任教。全家六口人，有一半是啃书本的，我也受到熏陶，算是半个书香门第出身。更值得炫耀的是，去年老家一个亲戚写族谱，竟然发现，我爷爷的爷爷的哥哥，曾经是个进士。那年月，当个秀才就开始摇头晃脑，当进士，光鲜的程度可想而知，搞不好会高兴得疯掉。
    大概是身体里的遗传基因作怪，我从小就嗜书如命。那时，正赶上文革，能找到的书就那么几种。在今天看来，那时的书，都是一个模子刻的，无非唱高调、喊口号的词语组合，根本谈不上趣味性。然而，我还是读得津津有味。那时，我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狗，四处寻找印着铅字的纸张，哪怕是垃圾堆上的几页残章，都会成为香喷喷的骨头。在精神食粮严重匮乏之下，我想出办法，自己画书。之所以是画不是写，是因为，我的杰作以插图为主，类似小人书。没想到，四人帮倒台后，我美术和文学都有了成就，绘画代表全校去参加县办比赛，作文考了全班第一。其实，我明白，归根结底还是看得书比别人多。
    小时候，家乡是没有图书馆的。白天看书，大都找个犄角旮旯，课外书一般不在学校看，太吵。夜晚，在家里看，一盘土炕烧的热热乎乎，点燃油灯，炕沿旁边坐下来，书本一摊，滋润。滋润也只不过一个时辰，煤油精贵，不能半夜五更地耗，书正看着来劲，母亲一口气过来，灯灭了。月圆之夜好一点，我会揣着书，偷偷溜出去，夏天坐院子里，冬天钻进背风的羊圈。有一年冬天，我借到了《红岩》，未到天亮就在羊圈里读到结尾。那些羊，在冷风里打着哆嗦，嘴角的口水结成冰，巴不得多个伙伴，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羊圈，是这辈子印象最深的图书馆。母亲一觉醒来，发现炕上少了人，穿鞋下地，把我从羊圈提进家，一边摘我身上的羊粪，一边打我的屁股。从那以后，母亲心一软，家里油灯的光亮就延长到后半夜。
    如今，琳琅满目的图书摆放在图书馆的架子上，像一堆永远吃不光的桑叶，而我却不像从前那样如饥似渴了。不过，我依然保持着阅读的惯性，每到一座城市，图书馆是必去的地方，唯有在那样的环境，才能获得精神的最好安宁。我看着堆积如山的图书，看着稀稀拉拉的读者，回想起当年，心中五味杂陈。
    2003年，我离开家乡到石家庄市工作。上班不久，赶上非典肆虐，单位放了长假，也就有充足时间泡馆。虽然每天进出图书馆，都必须接受体温测试，但每日必去。时间一长，把门的两个戴口罩的大妈与我混熟了，只要我一来，她们就开玩笑说，二书虫又来了。她们说我二，并不是说我傻，是因为，这家图书馆，还有个更大的书虫。
    大书虫年纪比我大，一头灰发，胡子拉碴，上身穿已经变成褐色的白半袖，下身是褪了色的米黄短裤，脚上耷拉着塑料拖鞋，没穿袜子，脚指甲很长，里面有泥。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时，就看到他。非典期间，挺大的屋子只有他自己，格外显眼。起初，我以为他是流浪汉，进来吹空调避暑的，后来发现，他每天都在，且从未离开。我来时，他已来了；我走时，他还未走。他看书时聚精会神，旁若无人，我与他，没有交谈的机会。后来，门口大妈告诉我，他叫书虫，三个月前就造访这里，渐渐和馆长混熟，吃住都在图书馆，夜晚就帮助下夜，不要工钱，只求读书。
    我从未听到大书虫说过话，偶尔见他吃东西和上厕所。他一边看书一边啃面包，出恭也很速度，一般不足三分钟。非典警报结束时，我要正式上班，就抓紧最后一天来读完一本书。这一天，奇迹发生了。大书虫突然走近我，紧紧拥抱我一下，大声叫着，说他成功了。我问他什么成功了，他回答，一次风速下降，燃气浓度增加，可以改为手动控制！接着，他又机关枪般说了一大堆名词和公式，我根本听不懂。我只能问他关键性问题，他的职业。他回答，锅炉设计师。他回答了问题，就夹着一大堆手写的资料冲出图书馆。从此，大书虫在我的世界消失了。我能想到，他的世界依然在这个多重宇宙中洒满阳光，阳光下，他身穿崭新的衣服，光洁的下巴拖着微笑，站在领奖台上，他因给这个世界创造了新的财富而荣耀一生。
    离开这家图书馆时，我站在出口，回眸整个大厅。洁净的地面、明亮的窗户、雅致的书架、舒适的座位，一切都永恒地定格进脑海。不知有多少人怀揣梦想走进这里，又有多少人，带着成功的喜悦走出去。
    我回眸时，看到大厅里坐满人，唯一空着的那把椅子，残留着我身体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