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农家过大年（裴秀亮）

金莲川文学

　　塞外坝上，庄户人家，早年的窗户都很小，大约三尺见方，有钱人家稍微大一些。窗户棂被拼凑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粗细繁简，与各家各户的财力和地位有关，多数人家也就是简而不能再简的四方格子。空洞的窗户用白麻纸裱糊，春天，经不住风吹；夏天，经不住雨淋；秋天，经不住霜笞；冬天，经不住雪打。坝上高原“一年四季一场风，从春到夏刮到冬”，那些纸糊的窗户，就像一架架破风琴，呼沓沓，呼沓沓……一年四季奏着或激越、或舒缓、或尖利、或低沉不同节拍的歌。
　　新中国诞生后，窗户革命一直在持续，先是半玻璃半纸糊取代全纸糊；接下来全玻璃取代半纸糊，窗户也越变越大。然而，剪窗花、贴窗花的传统，一直在延续、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期的年画、对联也在不断的革命中。
　　旧中国、解放前，塞外坝上人家怎样写对联、贴年画，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我想，一定与封建迷信、精神愚弄、阶级压迫紧密关联，无非是“福”“禄”“寿”“喜”“天”“命”“财”这些东西，比如财神、门神、灶神这些年画是必须要贴的，颂神、祈福、求财的对联也是一定要有的。解放后，年画、对联，也一定与斗地主分田地、大集体、大跃进、改天换地、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主流实践有关。反正在我童年少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画全是《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智取威虎山》这些革命样板戏；对联也是革命口号，主要是毛主席诗词和最新指示，比如：


　　风雨送春归，风雪迎春到----春满人间（横批）；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欢（横批）；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要消灭一切反对派害人虫全无敌；
　　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人定胜天（横批）；
　　评水浒批宋江，翻案不得人心；
　　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天天有----反修防修（横批）；
　　……

　　我那时只是懵懂少年，没有资本识别是是非非、对与错，我只知，贴对子那是十分难干辣手的活。
　　“大年三十贴对子，一下子想起咱的二妹子……”二妹子是谁？大概是光棍汉想起了自己早年的相好、抑或故去的妻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塞外坝上高原，可不像现如今气候温和，深冬腊月，数九寒天，滴水成冰，男人们小解还得用棍敲（夸张）。贴对子，屋子里事先抹好浆糊后，一出屋，顷刻间冻得硬邦邦，怎么贴上墙？而现场操作，就需要两人以上配合，即一个人一点一点抹浆糊，一个人一角一角贴对子捂对子，干啥还要捂？拖延冰冻时间。你想想，光棍汉无人帮他贴对子，能不想起二妹子吗？！小时候，我家的对联，就是我和我哥贴，我姐性子太慢，我弟性子太急，都不是贴对联的料。
　　剪窗花，原本也是需要革命的，可是村里有美术绘画人才吗？画得好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江水英这些革命英雄人物吗？所以剪窗花还须延续老“花样”。
　　早先的塞外坝上女人，很少有不会剪纸的。剪些什么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心里想的，梦里有的，看到什么剪什么，想到什么剪什么。剪吉庆有鱼，剪三羊开泰，剪金鸡报晓，剪喜鹊登梅，剪牡丹富贵，剪牵牛花开，剪骏马飞驰，剪老牛犁春，剪蜻蜓点水，剪燕子衔泥，剪十二生肖，剪割麦、打谷劳动场面，剪耗子娶媳妇，剪狐狸给鸡拜年……那“花样子”，有的是一辈辈传续而来；有的是心灵手巧的婆姨应时首创；有时是各家各户的妻女自由发挥。带“花样”的数张红纸踏成一摞，由一根根纸捻固定其间，然后用专用小剪，一剪剪地铰、一点点地剜，这其间不耽搁窜门子、说笑、聊天，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是这么干的。
　　劳动妇女劳动之余创造了自己的窗花文化，春节是它的展期，窗户是唯一的展台，剪纸正面迎向户外，把模模糊糊的背面留给自己。从此窗户不再苍白，剪纸亦有了灵气有了生命，做针线干家务的女人们，仍时不时地望望纸糊的窗户，但是她拥有了骄傲拥有了自信拥有了梦想拥有了寄托……
　　现如今，剪纸仍在，展期未变（春节），只是纸糊的窗户早已荡然无存，永恒地退出历史舞台。作坊的剪纸、工厂的剪纸、机器的剪纸，五颜六色，异彩纷呈，题材广泛，意蕴深厚，形像逼真，神情更似，相比于民妇剪纸的粗糙、随意，可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可是它们失去了几亿农村妇女的体力投入、情感参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现代剪纸，已不等同于窗花，它需要新的载体、新的附着物，但其核心依然是情感和人气。
　　在滴水成冰、冻手冻脚的季节，贴窗花，比贴对联更艰辛，它需要忍受、坚持、耐心、细心，需要成天半后晌、一条条一缕缕一丝丝往窗户上粘贴，这个活，打死我也干不了，只能由我姐姐、母亲干。
　　早年，坝上农家办年货，不讲质量要数量。八碗九碟，这些都没有，就是成笸箩成笸箩的炸年糕、炸糖枣、炸江米条，还有成笸箩的山药鱼子（指丰收年景）。蔚县人一日三餐吃黄糕，黄糕融入了他们生命。我在蔚县工作已快二十年，他们的黄糕尽管堪称天下第一，但我几乎一口不动，我专吃油炸糕，这是在坝上人家从小养就的偏好。
　　接下来，就是乞丐们的专门讨年糕。我们那一带的职业乞丐，主要有两人，一个叫“喜气升”，一个叫“傻二荒”。
　　“喜气升”会念喜，“一进大门喜气升，外母娘看见女婿亲……”听这开场白，似乎他不是来讨年糕，是来探望丈母娘。
　　“傻二荒”手脚残疾且呆傻半哑，是在旧社会逃荒路上冻残的。坝上人家好客实在，也拿乞丐不当外人，“傻二荒”虽不会念喜，但家家户户一样不少给。
　　早年，坝上人家过大年也耍红火，但远比不上坝下的蔚县花里忽哨、丰富多彩，什么龙灯、腰鼓、舞狮、跑驴、活马、牛斗虎，独杆桥、拜灯山、推车舞、打架人、打树花，灯官、老汉背妻、背阁、打阁、抬阁，这些稀奇玩意，坝上全没有；高跷、焰火，只在县城有。
　　正月里来正月正，坝上农家闹红火……形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二人台”，主演《卖碗》《钉锅》《挂红灯》《五哥放马》《走西口》《打连成》。雇不起专业戏班，由各村“矬子里边拔将军”，估摸着瞎唱。在那个没有电视、也没有传统大戏、电影一年只有一、两场的年代，你可以想见，那些二人台土‘戏子’受追捧的程度。二是乞丐班，几个乞丐松散组合，无正规剧目、无固定唱腔唱词，见啥唱啥，唱到哪算哪。“拉起那个丝弦\那个叫起音\俺们几个残废可怜人\哎呀\今个来到你们村\先给大伙拜大年\……哎呀\再好好给大伙唱那么几阵阵\唱得不好多担待\哎呀\唱得不好多批评……”讨吃班各有各的残疾，大家瞎子背拐子、取长补短、相依为命，但不是说其中没有人才，有个叫“瞎垫子”的人就非常了不得，能说会道，能拉会唱，特别他的口技，学驴像驴，学猪像猪，学老太是老太，学小媳妇是小媳妇；能把笑得人唱哭、哭得人唱笑；能唱得婆媳和谐、邻里和解、愁肠百结的人豁然开朗……村里人也不难为亏待他，每次来，大、小队干部主动替他敛莜面，一家几碗，保他满意；他想去谁家吃喝就去谁家吃喝，就像下乡包村干部，但不收他的钱和粮票。
　　我们村二人台，最早由一个叫武教员的人传授，武教员是个教员，教小学生也教扫盲班，还会唱戏和看病，可惜是个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大特务，而且手上沾满了革命者鲜血。武教员后来被识破被镇反，但把二人台种子留了下来，后来他的徒弟们在天津（当时的河北省会）会演拿了大奖。我哥算是武教员二人台艺术的二代传人，好人、坏人、男人、女人、丑角、正角，演啥像啥，那时，十里八村过大年、唱小戏、耍红火、闹元宵，我哥一直挑大梁。只可惜这人无理想无抱负无担当，他唱戏只图一时红火热闹，最终被塞外坝上越来越精、越来越火的二人台彻底淘汰出局。
　　正月十五闹花灯\你和我那个\连成哥哥去观灯\西瓜灯，红个彤彤\白菜灯，绿格莹莹\芫荽（香菜）灯，碎纷纷\茄子灯，紫个茵茵\七扭八弯，黄瓜灯\龙王灯，满身鳞\老虎灯，实威风\摇头摆尾，那个狮子灯\乃是依吆嘿\还有那起火带炮，乒乒乓乓两盏灯呀……
　　多彩多姿的花灯和花会，在坝下的蔚县见怪不怪，遍地都是；可是在坝上农家，只能留存在戏曲梦想中。
　　古往今来，坝上农家也点灯笼，现在就是从市场买，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球体宫灯；早年就是用冰冻。舀半桶清水，置放室外，乘皮冻心不冻时，顶部敲一小口，放水，提回室内缓阳，使冰体与桶体剥离，这样一个灯笼就制造完成了，毫无美学价值可言。坝上农家唯一不待见冰灯笼的，大概就是我父亲，他出生蔚州商人世家，但他手笨，制不来花灯，就用黄泥、红纸裱糊了好多小红筒，屋里屋外到处点放。我父亲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尤其是大年五更陇旺火时，怒目圆睁、哼五呵六，简直就是护法罗汉，不准我们揭柜，不准扫地扫炕扫衣服；必须烤旺火，但不准嬉闹打斗、更不准说那些不三不四、不干不净的浑话。
　　我是无神论者，但对某些传统习俗也充满了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