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瓜蔓儿结出的苦瓜（苑润兰）

金莲川文学

一

　　1963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是坝上最偏僻的小山村，名叫石门沟。我们一共是姐妹六人，按排行分别叫小丫、二荣、三猪、爱荣 、五哥儿、六六。我们姐妹六人加上父母八口人日子过得很苦。父亲因为在旧社会被抓壮丁，往回跑又被抓回去，打得胳膊不能弯，别的农活干不了，只好给生产队放牛。母亲由于旧社会给人家做童养媳，整整六年当牛做马，被折磨的不成人样，落下了一身的病，腰腿痛连路都走不了，自打我记事起就见我娘走路时两手老是托在腰上。
　　在家中我是老四，我的三位姐姐中，只有大姐勉强在上学，她学习非常好，母亲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二姐从未进过校门，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和大人们干一样的活；三姐给队里打羊伴（帮大羊倌赶羊），我每天挎着个小筐，拿着粪叉拾牛粪、拔猪草；俩个妹妹因为太小才没有活干。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仍坚持让大姐上学，目的是想让大姐将来代替母亲完成心愿，写一本书，把母亲从小吃的苦，受的罪都写出来，告诉世人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祖国。
　　遗憾的是，由于家里贫穷大姐书也没能念完，18岁那年就嫁人了。就在大姐出嫁的那年冬天，父亲得了重病，本来母亲也有病，这一来，日子就更难过了，简直就是雪上加霜。由于没钱给父亲治病，没钱买药，硬扛着，小病变成了大病，更治不了了。背上长了一个疮，每天流脓流血。硬往出挤脓挤出了个大洞，痛得父亲直喊爹娘。因为人口多，劳力少挣不够工分，口粮分得也比别人家少，每年还得倒欠队里的钱。就这么年年积累，已经欠生产队信用社八九百块钱了。因为欠得多，再想和信用社贷又贷不出来，借又没处借，只是偶尔有人去张家口办事，让人偷偷捎个十斤二十斤莜面卖了，好卖上三五块钱买点药，缓解一下病情，然而，过不了几天就又困起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有好多时候，全家上下，真是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真所谓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病魔折磨得一天天痛苦下去，一步步走向死亡。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那是1971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三，父亲才53岁。
　　父亲是摆脱了病痛的折磨，然而，在我幼小的心里却留下了永久的痛。他那绝望的神情，对生命的渴望而又无助的眼神，那曾被病痛折磨得痛苦模样，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太小了，也太穷了，穷得竟然连父亲临死时的口含钱都没有。（在我们那里有这么一个风俗习惯，每逢人死的时候，刚刚断气，就往这位死者的嘴里塞上几分钱，代表这人死后不会再受穷。）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一分钱都找不到，我三姐哭着跟看热闹的人们讨要了二分钱才塞到父亲的口中，让父亲彻底闭了眼。
　　父亲比母亲大十二岁，父亲走了，剩下多病的母亲，她望着还不满十七岁的二姐，和不满十三岁的三姐，看着还在怀里吃奶的六六，还有依偎在她左右的我和五哥儿，那悲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大串大串的泪珠从她那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母亲那时还不到四十岁，，由于饱经风霜，看上去足有五十多。父母都是保定人，说起话来都是保定那边的味儿，母亲边哭边自语道，“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哇，从小到大没有享过一天的福，为什么呀，天呢？！苦瓜蔓儿结的都是苦瓜蛋儿呀……”就这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在父亲走了还不到三年，再一次病倒了。那是1973年的腊月初十，母亲得了重感冒，由于没钱没有及时治疗，转化成急性脑膜炎，病了整整一个月，于74年的正月初十，无情地抛下了我们。那时她才42岁，那年，我二姐只有十九岁，三姐十五岁，我十一岁，五哥儿八岁，六六四岁。在大伙的帮助下，借了口棺材钱，埋葬了母亲。生产队、信用社欠下了一千多的债务，姐妹五人，只有两床又薄又破的被子，褥子根本就没有，两间破土房，眼看就要塌啦。这以后的日子该咋过？谁听了也会为我们担心，难过。
　　如今母亲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可她老人家的心愿一直未了，这就像一块心病似的，始终折磨着我们姐妹几人。二姐，三姐没文化，俩个妹妹又只有小学文化，几个外甥呢，考上大学的忙于工作，没考上的，也为挣钱过日子而奔忙。再说了，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们的姥姥和姥爷，只是偶尔听我们讲起，谁也不当回事，，我呢，初中还没毕业，还差一个学期都不能把学业结束。如今，我也有了病，得的是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心瓣膜增厚，闭锁不全。重活干不了，有时难受起来，半夜半夜的坐着，躺不下。医生说，这种病，除了手术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可手术费用很高，就我的家庭条件，连想都不要想。所以我很害怕，怕自己也活不长，趁着不能干活，整天在家闲着，我要试着去写，把母亲的苦难写出来，告诫青年人好生活来之不易，完成母亲的心愿。

碧云天

这遭遇真够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