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中国西点留学生

雨季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许多名人是从国外军校留学归来的：如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廖耀湘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蒋百里、何应钦、阎锡山等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其实，历史上也有人入读过美国最有名的西点军校，只不过，他们并不如上述将军们出名。

　　早在19世纪末中国就有意派人入学西点，但由于当时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这个梦想并未实现。随着社会进步及有关人士的努力，190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批准西点军校接纳中国学生。从这年起，中国历史上总计有10人入读西点，其中八人毕业，两人被淘汰。这八名毕业生中，最有名的恐怕是1918年毕业的王赓，也就是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

　　1905年，陈廷甲和温应星成为西点的首批中国留学生，与巴顿等人成为同学。当时他们要面对来自语言、文化、学业甚至种族歧视的种种挑战，但二人互相照顾，携手完成了学业。据西点的校刊介绍，陈廷甲绰号“比利”，体操成绩出色，尤以大回环著称，在法律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温应星则绰号“乔治.华盛顿”，聪颖友善，“是班级中最受欢迎的成员之一”。在西点军校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军事工程”的考试中，温应星名列全年级第二。毕业时，温应星在全年级103人中总成绩排名第82名，而名将巴顿位列第45名。

　　1911年，王赓从清华毕业后，在普林斯顿获得学士学位，后受命入学西点，在此他获得了第二个学士学位，毕业时其成绩在全年级137人中名列第12名。王成志1919年受派入学西点时，其数学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人送美称“王教授”。

　　对于西点新生，传统上高年级学生会想尽办法戏弄折磨他们，中国留学生也同样要面对。当年王之在一年级时，曾有高年级学生要求他唱中华民国国歌，一群人在旁围观。王之提出，他们也必须立正以示对中国的尊敬，却遭到了大家的哄笑。盛怒之下，他冲上去与高年级学生大打出手，结果当然是被暴打一顿，但也因此受到高年级学生的敬重，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故意戏弄他了。1932年，他在全年级266人中以第12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西点是美国一流大学，任务重、要求高、竞争激烈，每届的淘汰率基本都在15%以上。中国那两名被淘汰的留学生都是由于学业原因，挂了两科，就被退学了。

　　经过几年的学习，这些西点毕业生带着理想回到了中国，准备在祖国大显身手。

　　第一批西点留学生回国时，清政府正风雨飘摇，根本无暇顾及。温应星只好先在广东的军校中担任数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他积极投身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接下来的17年，政局动荡，他既当过铁路、铁矿的工程师，也当过警务处长。1928年4月，他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也只匆匆干了两个月。

　　王赓回国后任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并以中国代表团武官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他的西点同学甚至有在清华学校担任体育教师的。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建立了税警总团，加强对税收的征管。在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的领导下，逐步走上正轨，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温应星调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王赓接任。

　　他上任后，扩建了部队规模，并加大了人员培训和装备改进，使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税警总团被改编为第88师的独立旅，由张治中率领，与19路军一起投身抗战。温应星所在的上海市公安部队作为后方支援力量，也参与了行动。税警总团作战英勇，王赓却遭遇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低谷。

　　2月27日，王赓向宋子文汇报后骑摩托车进入租界，准备去请教他在密歇根大学时的同学，时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武官助理威廉.迈尔上校一些作战问题，没想到走错了门，进入了隔壁的日本占领军的住所。发现走错后，他急忙向外跑，但最终在租界被日本海军士兵抓获。此事轰动沪上，盛传他在租界幽会前妻陆小曼，被日军逮捕并丢失重要军事地图，致使守军不得不退。此事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事后不知实情的蒋光鼐、罗家伦、沈醉都对此有所提及。尽管事后政府调查并非如此，但王赓还是被撤职。1935年，王赓复出，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为维持滇缅命脉的战略物资内运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4月，王赓作为政府军事代表团成员赴美，后病逝于开罗，年仅47岁。

　　淞沪事变之后，温应星再次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整编、补充了许多有生力量，吸纳了孙立人和1932年毕业的学弟王之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税警总团又参加了上海会战，后改编为新38师，成为赫赫有名的新一军的一部分。

　　日本战败时，少将王之等代表中国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出席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仪式，其后他留在日本，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中方代表。

　　1951年，一生清廉自守的温应星退休后，到华盛顿开了一家洗衣店。1968年5月，他病逝后无法回葬大陆，其子写信给西点军校校长，获准安葬在西点军校墓园内。今天在西点墓园，还能看到这里的唯一有中英文对照的墓碑。

　　当年这些被选中进入西点学习的基本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进入西点后，也掌握了大量有益的西方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经过几年的锤炼，这些留学生综合素质较高，拥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事实上，不仅中国对他们寄予厚望，美国也同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年12月24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 《军队在打听西点的中国人》，深情回顾了“两名异常引人注目的中国人”在西点的求学时光，既道出了一份暖暖的情谊，也表达了希望他们在已经到来的革命大潮中大显身手的期望。

　　然而，他们尽管都得到了一定的重用，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温应星的同学中有二战欧洲盟军副总司令戴维斯和名将巴顿，有四名上将、三名中将，总共28名将军。与王赓前后毕业的，有1915年毕业的艾森豪威尔、1917年毕业的李奇微等，他们正好赶上二战，很多人一战成名。

　　同样对本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黄埔军校直到1925年才有首期毕业生，经过北伐、抗日，1949年前已有许多人走上兵团司令以上的岗位，并涌现出许多有名的战将。而这八名西点留学生中却没有一个人成为手握重兵的战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不太适应当时中国军队的政治生态。

　　当时的军队是一个非常讲究派系出身的团体，站队是首要问题。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领导人一旦用人失误，可能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能力固然重要，但忠诚听话却是首要的。这与民国时学术界的留学生大大改变学术氛围，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为耀眼明星，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些西点留学生早先多在国内名校，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清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后去美国读书，与早期军官多为保定讲武堂或“绿林大学”毕业有很大差别。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被重用的也多为日本军校留学生、黄埔毕业生，即使日后被重用的如廖耀湘、邱清泉等，也都是先在黄埔接受教育后被选拔出国的。同样，宋子文和曾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因为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所以他们手下各自延揽了大批留美学生。而西点留学生在军队缺乏根基，自然也就很难在军队做大。

　　同时，这些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身上带有较重的西方烙印，一旦发现军队并非久留之地，比较容易产生转向其他行业的念头。所以后来许多人从事了教育和商业。而这对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