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为何要“恶搞”高俅?

那年冬天

　　高俅得以名垂后世妇孺皆知，恐怕得益于施耐庵的大手笔。

　　当时，被公认的大奸臣是所谓的“六贼”，这“六贼”的劣迹斑斑都是史书凿凿，但“六贼”中却没有高俅。这正好，《水浒传》中的“首恶”，不用找别人了，高俅正合适。其实高俅不过是败坏军政、穷奢极欲，但不至于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更无法与其他“六贼”相提并论，那么施耐庵为何与高俅过意不去，对其“恶意中伤”，使他承担了本不应有的众多骂名？

　　为了塑造梁山好汉英雄的忠义形象，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现实，需要刻画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离不开一定的艺术真实，即通过艺术创造孕育出既合情又合理的文学形象，否则，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势必大打折扣。蔡京、童贯、杨戬等六位奸臣，正史有传，倘若过分渲染、肆意铺陈，难免让人将《水浒传》与正史中的人物进行比对，进而对《水浒传》的艺术真实产生怀疑。就这样，劣迹斑斑的高俅虽然未能“名垂青史”，却恰好为施耐庵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机缘。因此，在施耐庵的笔下，高俅身上就集中了种种劣根性：他可以品行败坏不学无术，可以与父反目如过街之鼠，可以陷害忠良无恶不作……打王进、杀林冲、驱杨志、剿梁山……

　　另外，高俅的发迹可以为黑暗现实的刻画提供最为有力的佐证。

　　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现实，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刻画揭露，但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小混混仅仅因为擅长蹴鞠的缘故竟然获宠，甚至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摇身一变成为权倾朝野的殿帅府太尉（实无此职，当为殿前都指挥使）。蔡京等人则不然，他们或是进士出身，或是出自权宦之门，用这些人的发迹来证明显然力度不足。于是，用高俅发迹的情节更好地印证了现实的荒唐：皇帝被“蒙蔽”得一塌糊涂，忠奸不分，贤愚不辨，对奸佞言听计从甚至被掌控于股掌之间，朝廷的混乱、社会的黑暗，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心有戚戚的吗？

　　高俅历史上的“无案可稽”、不明身份，以及他后来的政治地位，才使他“荣幸”地成为文学“恶搞”的对象。因此，高俅能家喻户晓，也算机缘巧合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