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的一角下

单身女郎

　　身在他乡，在天的一角下，常常想着乡下的母亲，想到她伫立村口的模样。

　　在我幼时，在我幼小的心里，知道母亲是极疼爱我的，虽然子女中我为老大，却终日馋得要命。有一年除夕夜，母亲煮猪肉，总煮不烂。那时我才刚上小学，熬到十一点还不睡，等着尝鲜。母亲就捞出肥肥的一块，足有半碗多，看着我一气吃完。母亲是流着泪看着我吃猪肉的，那个时候穷，只有年节才能吃得上。小学二年级，我患了黄疸肝炎，虽治疗有好转，但整天小脸蜡黄，病病殃殃的，一直到三年级下来个头也不见变化。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带我到一个老中医那里瞧治，老中医说针灸治疗，要在我手背两个中指的骨节里下针，说放出黄水就好了。母亲按着我的右手，和老大夫一起哄说不疼、不疼，刚下针是不疼，后来竟疼得钻心，一时哇哇大哭，等拔出针要扎第二个手指时，我抱着手夺门而逃，母亲在后面追着、骂着、哄着，说扎完针回家把鸡蛋全煎了给你吃，不听；说回家杀鸡给你吃，不听；说让你爸下河给你逮鱼吃，不听。母亲拉住我的手想往回扯，我蹲在地上一步不挪，后来趁不备挣脱开钻玉米地跑了。但那只手指真的淌出来一些黄水，从那病渐渐好了。

　　母亲出生于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当过几年大小姐，那时姥爷在安徽蚌埠开纱厂，经营着一些店面。国共战争时，炮弹掀起的石头落到了店铺门前，他就卖了纱厂和店铺，回家乡置了几十亩地，结果土改划成了富农。

　　母亲跟着父母过起了贫穷的乡村生活，熬过大饥荒吃糠咽菜的日子，后来来到我们这个家。父亲在家排行第二，我幼时家里住的还是土屋，后来屋顶覆上了瓦，但墙仍然是半截土墙。就是在这样的屋子里，母亲先后伺候我的曾祖母、祖母两位老人度过了晚年。儿孙辈本是按月轮流照顾老人，不想两位老人都在这土屋里谢世，按说父亲不是老大，我的祖父虽已去世，但叔祖还在，曾祖母不应在这房里设灵堂发丧，但母亲没有计较。邻居们常夸我的母亲识大体、心善良，幼小的我听了也觉荣光。

　　在我幼时，在我幼小的心里，母亲是极勇敢的。村南不足一里路就是东鱼河，河堤上的狐狸很多，堤边到处能看见狐狸洞。那时候村里多有产下死婴的，死婴不能埋，都是用篮筐盛了丢弃于河堤上，这就成了狐狸的食物，常常会看到小尸孩惨白的骷髅头和骨头。有一年秋冬时节，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狐狸没了吃的，就猖狂地进村偷鸡。那时的鸡窝都是砖垒的，晚上鸡钻进窝，用两块整砖塞紧小门洞，明一早起床再抽砖放鸡出来。狐狸比黄鼠狼本领大，会用两只前爪抽砖，砖抽完再探进头去咬鸡，咬住就往外拖。我们家住村南，狐狸就常常光顾，养的七八只鸡几乎被偷光。一开始半夜里听见鸡惨叫，母亲就推父亲起床，但父亲白天在生产队干的活重，躺下就不愿起来。母亲就深更半夜一个人出去撵狐狸，头两次动作慢了，狐狸没了踪影，鸡也不知道衔往哪里。后来母亲就警醒着，半夜不睡，常常就把鸡追回来，因为那东西衔着鸡跑不快，也很难跳上墙头。我睡外屋，有次也穿个单衣跟出去。只是那时是希望狐狸能将鸡咬死的，咬死了就有了鸡肉吃，当然，首先得把死鸡夺回来。月色中，我循着鸡叫、循着母亲的喊声奔过去，看母亲正手拿玉米秸秆把狐狸逼停在一墙角，那狐狸还没半大狗大，把死鸡丢在地上，弓着腰，头仰着，眼睛血红，大张着嘴呲着獠牙和母亲对峙。母亲手举秸秆也不再往下打，等我跑到跟前，狐狸一下从我身边窜出去，瞬间无影无踪了。狐狸咬过的鸡大都活不了，只有一只黑黎鸡是被咬着了翅膀，耷拉翅膀十多天竟又康复了，母亲每晚就把它和剩下的另一只母鸡从鸡窝里掏出来，放到堂屋里的草囤里，这才保住了我和弟弟有蛋吃。

　　我比最小的弟弟大十三岁，弟弟出生时，我已读初中。早晨还不觉得有什么，中午放学回家，见院子里晾衣绳上搭着带血的褥子，才知道母亲生产了。我走进屋，母亲正坐在床上给婴儿缝小被子，她抬眼看看我，有点难为情地说，“给你做不了晌午饭了，你自己煮点吃的吧。”我二十几岁离开家乡去省城，二十年打拼渐有所成，但在母亲面前，总觉得自己没有长大。母亲在省城总也住不惯，夏天嫌楼道不凉快，冬天又嫌暖气热，实际她是惦念家，惦念我弟弟和妹妹的孩子，他们需要她照看。

　　母亲年届七十，身体不好，有冠心病，患着白内障，看不清东西。前段时间我驱车回了趟老家，给母亲捎点平时买不到的水果和食品。离去时，车已开出好远，透过淅沥的春雨，从后视镜看到她还站在原地。回来后，我伏案写了这么一首诗，贴在这里，献给天下渐入老境的母亲。

　　“直到今天 在您的叮咛里
　　我还是那个不争气的孩子
　　每一次别离
　　在天的一角下 都那么匆忙
　　您的儿子 被命运投扔的人
　　感受身后您温暖的眼睛
　　就像日头落后的霞光
　　忍不住回望几回回
　　浮在麦田之上的村庄

　　母亲 我正离乡而去
　　透过纷乱的雨丝看您站在门口
　　渐渐站成老屋檐的一部分
　　落檐雨水一样的人呐
　　年年不离旧巢窝
　　每一次离乡
　　我都怀着永别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