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村庄

有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北的冬天,总是那样的漫长和寒冷。
　　每天天没亮,村里庄外已经能够看得到慢悠悠或急促促晃动的人影了。即使在这天寒地冻的早晨,也难挡得住那些一贯吃苦耐劳的人们。像庄东头的“大肚子”大爷、村中间的二黑叔、还有前庄的宁二爷，每天黎明时就开始挎着粪箕在庄前村后、南河北堤不停地转悠。村里勤快贤惠的媳妇姑娘们，也早早起床来到村外野地，抱着自制的土扫帚卖力地把枯草落叶扫成一堆堆，背回家里烧火、喂羊，就连余下的碎东西也舍不得丢掉，拉回家里铺垫猪羊圈或填到垃圾坑里积造肥料。
　　天慢慢发亮，村上男劳力们陆续挑着担子走向村中井台，不一会，担水挑子的吱扭声，铁桶瓦罐碰撞的丁当声此起彼伏。女人们也忙着添水抱柴，生火做饭，顿时，缕缕炊烟慢慢从家家锅屋上面升起，户户吹火的风箱声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渐渐响成一片。这时冬季的村庄美妙极了，若远远望去很像一幅厚重古朴的风景画卷，近处听来好似一首节奏悠扬的交响乐曲。
　　吃早饭了，不管天气多冷，村民们都有不愿坐在家里桌上吃早饭的习惯，相邻住着的人家大人小孩端着饭碗，来到门口大路边，蹲在地上边吃边聊，饭菜十分的简单，几乎清一色的红芋糊糊伴腌制咸菜，但人人吃得有滋有味，聊得有说有笑。
　　我和毛喜、牙各、二勤几个小伙伴撂下饭碗，挎上杈子粪耙跑到村西柳树行或家后坑边刨点儿树根、秫秸秆等能够勉强回家应付交差，就跑到河里滑冰，打木转，尽兴地玩耍取乐，有时竟为了输赢，打得头破血流，骂爹骂娘，但从来没有谁怀恨记仇，眼泪未干又泡在一块，跟没发生事一样。
　　正午的乡村，显得浮躁和不安,圈里睡了一上午的猪醒来，饥饿待食，乱窜乱跳，嚎叫声刺耳，让人心烦。大多数人家为了安静，情愿自己饿着，也先要把这畜牲宝贝安顿好。家家户户都喂猪，猪圈一律建在大门口。那时喂猪是农户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同时又能积肥种地，过年还可宰杀解馋。猪圈盖在门口，显得这家主人的勤劳和日子过得富足殷实。不一会儿，各家大人开始叫喊自家孩子吃饭，一声连着一声，一片连着一片，叫累了就骂，直到应声为止。因为此时是那些毛头小子玩得正疯，打扑克、搓麻将的牌迷兴趣正浓的时候，觉不着饥饿不愿回家。
　　爷爷和几个为生产队看场护院喂养牲口的人是全天都在忙。爷爷来到场屋后，常常先把外面晒太阳的牲口一个个牵到屋里拴好，拌草添料喂上，再把牛铺一个个垫好，最后去半里路远的井台挑水，来回十几趟把两大缸灌满，一切收拾妥当，爷爷才能停下来蹲在地上抽烟喘息，这时天就漆黑了。
　　天上黑影了，家家开始烧汤。母亲准备的晚饭总是稀饭、咸汤、面条、疙瘩老四样。母亲老说：晚上少吃点，喝稀点，吃软点，夜里睡得安稳。其实还有一点母亲不愿说，那就是节省点口粮贴补年后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嘴上不争辩，时常半夜醒来听饥肠咕噜地叫。
　　乡村冬天的夜晚，格外的寒冷黑暗，家家大都收拾好早早地关门合户，各家想各家的心事，各人做着各人的梦。大人们披衣坐在床上盘算着过年怎么操办，春天如何打发，明年还有哪些要紧事需要安排。
　　父亲是村里支书，白天在乡里村上忙活，晚上也得不到清闲，总有一些大小队干部村民，习惯利用晚上到家里反映情况，商量事情。什么邻里纠纷，夫妻生气，兄弟干仗，计划生育，贫困救济，五花八门都要找父亲处理。父亲从来是不急不躁，不烦不恼，陪着他们吸烟喝茶说话，疏导思想，拿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常常到三更半夜，为此常常遭到母亲的唠叨和埋怨。
　　我和哥哥晚上最喜欢到生产队场院牛屋睡觉，避免家里的各种嘈杂和纷乱的烦扰，干一些自己愿做的事。周边村庄里演戏、放电影、唱大鼓、说书的场子一般都少不了俺们兄弟俩，不管路程远近，刮风下雨，雪深地滑，保证准时到场。在生产队场院牛屋里我们边烤火，边听几个长辈老人讲故事。他们虽然大都不识字，凭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人人心里装着讲不完的故事，一讲就是几小时，我们佩服极了。二大爷最拿手的是《张飞打洋桥》、《孙二娘开店》，三爷爷最得意的是《秦琼打擂》、《赵匡胤下河东》。讲的兴致勃勃，听的入神入迷，直到火堆里的棉柴豆秸燃尽才肯散场休息。
　　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乡村的冬天才开始起了变化，而且越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