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红会火气有点大。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管主办的《中国红十字报》刊发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的署名文章，探讨“为何近几年不断有脏水泼向公益组织”，认为公益组织(主要是官办公益组织)“在现有体制里处于最末端，缺少有效的自我保护和反击手段，于是屡屡成为出气筒和替罪羊”。
从上述用词能够看出，作为红基会负责人之一的作者，对于2011年以来诸多围绕公益组织的揭露、爆料和质疑持怎样的态度。几起与红会有关的新闻事件“经主管部门审计或调查，没有一项‘罪名’属实”，但几乎同时，有媒体爆出红十字总会的“秘密仓库”，红会将国家斥巨资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挪作他用，通过“阴阳合同”、“以捐代租”的操作方式，以每年近百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一家公司。红会负责人对此事也做出回应，大谈红会的苦衷。
这样看来，最终被“权威结论”认为是“不实”的爆料，就成了泼脏水、成了别有用心的攻击，而遇到最终查证属实的爆料，则是红会也有苦衷，社会必须理解，真是一本万利的逻辑。
在此之前，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内的红会人士，对于外界监督的态度，并不简单化看作是“泼脏水”。相反，赵白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媒体监督的感谢和欢迎，认为“红十字会经历了非常大的考验，在整个过程当中，媒体的参与和监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在“泼脏水”论者眼中的某些具体事件的盖棺论定，仍然还有其他进展。例如针对有关部门只公布调查结论、不公开详细调查报告的做法，嫣然事件爆料人周筱赟正在尝试走法律途径。
话说回来，“泼脏水”论者苦于红会面对攻击缺乏有效的反击武器。但事实上，现成的反击武器和机会却在被一次次错失。“郭美美事件”伊始，社会各界对红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不乏期待，但迟迟看不到相关动作，坐视各种传言越描越黑。在其他所谓“泼脏水”事件中，法律诉讼的渠道一直畅通，但鲜见相关组织将委屈诉诸法律。民间组织不是国家强力机关，尽管红会等机构身上依然有太多官方色彩，除了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法人的维权途径，还想要什么反击手段？是跨省抓捕，还是上门封馆？将批评者斥为攻击、泼脏水，将自身组织建设的各种不足、缺陷归咎为做整个体制的替罪羊，在拉整个社会机制陪绑的心态之下，恐怕很难有对自身存在问题的真反思。
心平气和地看待批评声音，冷静、理性地反思自身制度建设中的不足与问题，要比妖魔化批评者更具建设性。毕竟，于公益组织而言，账目的公开透明，行为的接受监督，是退无可退的存在之本。真的清白，必然会出淤泥而不染，何况几股“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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