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您要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最潇洒，我只能和您说是魏晋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人活得最具有创造性，他们给中国传统士大夫注入了落拓不羁的因子，是各个时期的文人们能够在专制层层压制之下还能够不时逍遥一把，不至于都被礼教压制成孔乙己的那个样子。那么为什么单单此时就出现了这么一批“精神自由主义者”呢？历代俊彦多有研究，总的来说就是文人们不满于当时司马氏父子的虚伪、残酷，更不满他们的篡逆行为，而又不能或无力公然反抗，于是玩世不恭，作放诞状，以抒发胸中之块垒，率性而行，遂开一代风气。
对汉代历史稍有了解的就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处在孔老夫子的教导之下，奉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言论、非礼勿视动”的四项基本原则可老实呢，而且孔子自己的行为也常让后代子孙难以越雷池一步。有一天孔子的儿子孔鲤正在哭他那可怜的、死去的母亲，孔子听到之后大为不悦说：“你看看你，都过了一年了，还哭！难道你把那些礼都忘掉了吗？”孔鲤唯唯，赶紧认错改过。原来礼仪规定，过了固定的期限就不能随便哭死去的亲人，而且孔鲤是孔子的继承人，更不能随便哭他那个位居庶妻还是被休弃的母亲。怎么样，这礼节够严格的了吧，真可谓“让你哭你就哭，不哭也得哭；不让哭就别哭，哭也不能哭”，不服不行，因为当时选官就是这个标准。可是东汉末年，天上掉下个曹孟德，他提出了“惟才是举”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把那个礼教放在次要地位。他本人又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人，以丞相之尊，面对天下精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酒席宴中，遇到开心可乐之事，常常笑得头抵桌面，连头巾都蘸上了菜汤，曹公却浑不在意。偏偏他又是个文学家，可为时文之领袖，写文章尚通脱，反对酸腐之气，于是风气一变。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简短截说，到了他儿子曹丕所统治的魏国的时候风气整个就转变过来了：行为的放荡不羁成了时髦，这些领一代潮流的人在古代就称作“名士”，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贤，名单如下：阮籍、嵇康、刘伶、山涛、向秀、王戎、阮咸。
名士之所以成其为名士主要表现在酒色财气药几方面。药乃多种矿物质组成的具有兴奋作用的一种服食品，以五石散为代表，为了避宣扬毒品之嫌，这就打住。经济是基础，魏晋名士多为士族，有了雄厚的财力才可以体会各种别致的活法，是不是有点后现代的味道？这一点也不用在下多言，剩下的就该谈谈酒了。如果说名士的人生是一场戏的话，那么酒就是重要的道具。阮籍母丧期间，吃肉饮酒自若，而且还要蒸一只小猪有滋有味地喝。当时所谓的礼法之士对阮籍这种大违礼制的做法恨之入骨。其实阮籍并不是对母亲的死无动于衷，它只是看不惯那种形式上的遵守礼法而事实上禽兽不如的伪君子。司马氏正在抢夺曹氏政权，却打出“以孝治天下”的旗号，古代忠和孝是一回事，所以司马氏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阮籍等人就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在行为上就与他们对着干，对母亲的孝偏要在喝酒中表现出来。他饮酒一斗，大呼一声，吐血数升，对母亲的怀念是实打实的。他不愿在那样的环境中作官，高乐不起，后来听说步兵校尉府中有美酒才给了司马氏一个面子，当了一会校尉，从此留下了阮步兵的称号。出于同样的道理，刘伶也是放荡不羁，他坐在车上，无目的地前进，仆人跟在后面，肩扛铁锹，刘伶对他说，“我死在那里你就就地把我埋掉吧。”刘伶喝酒的境界绝不下于阮籍，他的妻子实在看不过了，说：夫君啊，你这酒喝得太厉害了，万一得个肝硬化什么的，那可怎么办啊。刘伶这回有了回应，说：我这人意志薄弱，得在神仙面前发誓才行。妻子赶紧准备下酒肉以协助夫君共成此大业。刘伶于是在净室中发誓，妻子过去一看，只见刘伶在神仙面前一手持肉，一手把盏，口中念念有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过瘾）。妇人之言，甚不可听。”这种做派可称酒仙了。阮咸如今是一种乐器，当时他可是一个人，那种乐器自然是由于阮咸特别精通所以才得到这样一个名称。阮咸在饮酒方面更加豪爽，他们像喝冷饮一样在院子里喝，而且是席地而坐，大碗大碗地喝酒，几头猪走过来加入他们的队伍，哥几个一点也没有反对的意思。看来动物保护主义当时的中国就已经很发达了。
阮籍不仅对爱酒成癖，而且对于当垆女老板也青眼相加，喝累了就爬在女老板的旁边，专心致志地欣赏她的美色。女子的丈夫感觉不妥，侦察了几次发现也没什么，看来阮籍真的做到了对于美仅仅作一种艺术的欣赏的境界，此为名士的“色”。酒色、傲骨、落拓不羁的行为就构成了一种气——古代文人的一种潇洒自由之气。这为中国文化中注入了一种浪漫的成分，看来酒的作用还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是泪水洗涤了女人的忧愁，那么醇酒则浸润了那人的情怀，于是肖雾有言：男人有酒，女人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