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消失的董达庙（武占江）
昨天（2017年8月19日）一早，接到一个离村多年的长辈的电话，说村子要整体搬迁到镇政府所在地半拉山，他想联系这些在外边的游子和村里人一起坐坐。听了这番话，心里暖暖的，又酸酸的，只是我年过而立就很少掉泪，碰该哭的事情竟然多数无泪，这次要和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彻底告别，也是如此。
“董达庙”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名字，因南边不到二里地的山窝中有个董达喇嘛庙，庙周围有几户人家，村名即用庙名。董达庙村子虽小，但是地位挺高，因为他们属于国营察北牧场，村民虽然也种地，却挣工资，土地属于集体耕作性质。我们村属于农村，种地而不挣工资，百年前有人来此垦荒，开辟了一个聚落，遂因前村而名“后董达庙”。原先的“董达庙”也因此被成为“前董达庙”。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董达庙”村民尽数搬迁，“后董达庙”就被直接称呼为“董达庙”，只是在地图上至今还标有“前东达庙”这个名字。其实“东”字可能是因为当时要登记什么，村民不知道“董达”到底是哪两个字，就写成了“东达庙”，也有出版物写成“东达庙”。村里每个人都会把第一个字念成“董”而不是“东”。本乡有好多村子的名称都与蒙古有关，如“巴图营盘”、“稍代营子”，有的干脆就叫作“蒙古营子”，里面当然住的是蒙古人，还有一位“出色”的蒙古营子蒙族人拉希札木索，参加过党的十三大，官至沽源县政协主席。
搬迁的事情早就听说过，妹妹不停地打电话和母亲说着她半拉山新居的进展状况，说是今年阴历十月就能交房，要回去装修。从产权的角度上来说，我在董达庙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但是我住过的房子还在，只是看起来触目惊心。也是昨天，网上传来一段十五分钟的航拍视频，整个村子尽收眼底。以红色砖瓦房为主，不少人家的院子挺大，里面还停着面包车、小轿车。随着镜头的游走，村子南头两座土坯房映入眼帘，与砖瓦房相比显得矮小破旧，屋顶好像触手可及。上面摆满了一根根黑朽的木棍，参差不齐。可能是房子上面铺了塑料布之类的防雨的东西，怕被风刮走，用这些木棍压着吧。院子里长满了蒿草，紧挨着门窗，有一片红色的花开着，门上挂着门帘，可能还有人住。从方位、轮廓来看，这就是我住了30年的老宅啊！一股莫名的痛楚涌上心头，古人所说的“黍离”之悲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吧。
从出生到现在，村子在变，我的感觉也在变。童年时，村子是明艳亮丽五色斑斓的，走向成年，感觉她的颜色逐渐向灰色转变。
现在看来，村子的地脉应该还是不错的。这里已经处于内蒙古高原的腹地，离县东边的坝头有200里地，在气候、地貌方面是典型的高原风貌，降雨量少，丘陵与平地交错。村子的西面是南北走向连绵起伏的山丘，山丘也有向东伸出的余脉。东走的山丘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道洼地，从村子的北界到南界，分别被命名为大洼、二洼、三洼、四洼，据说还有五洼。沿村的山丘多为土质，有些石头也不大。大洼、二洼最有名，大洼最宽，二洼最陡，但是也有道路可以越过西面的山脊。村子的南界就是喇嘛庙旧址，庙的北、西、南都被山包环绕，东边呈扇形延展，连着大片的榆树林。庙东有一眼大口井，这其实是一个大泉眼。听老人们说雨涝的时候井水会涌出，所以在榆树林旁边还修了一个“水库”，这水库直径不过一百米。我记事的时候，井水从来没有喷涌过，只是水面距地面也就一米多点。村子的南北两边，是两个混圆的小山包，如双阙拱卫着村庄。有老辈的人说这两个小圆山是两颗珍珠，西面的连绵的山脊是一条巨龙，整个地形呈二龙戏珠之势。但从整体地势来看，“龙”只有一条，“珠子”却有两颗，不如叫“长龙护珠”好。两个小圆山是长龙怀抱中的珠子，而那口大水井则是龙的眼睛，是整个地脉的精魂所在。蒙古人把庙址选在这里是很有道理的。
80年代初期，村里的三四口井相继干涸，唯有这口大水井依旧充盈，村民只能到这里取水。后来得到省里的支助，从大水井侧壁挖渠埋管，引水入村，才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
由西向东，地势逐渐平坦，村子就在山坡的余脉上，土层深厚，一两尺腐殖土下是厚厚的黄土层，深的地方过丈。即便下一场透雨，村里的道路也基本是干硬的，少有积水，这都仰赖黄土超强的渗透性。村子正东豁然开亮，犹如打开的扇面，一马平川，延伸20余华里。夏季雨水东注，在五六里地外的低洼处汇聚，形成了一个“淖”。“淖”的东、南都是大片草地，是村里过冬青草的主要来源地，我们把这里叫作“东滩”。草地的东、南、北也就是村子的边界。这里的水土已经与村中完全不一样了，土含盐碱，水咸涩。初中我在十一里以外的乡里上学，喝得就是这种水。周末回家，再喝到家里的水，才第一次知道这水有很明显的甜味。村子的这种土质虽然不耐旱，但无盐碱，只要夏天有几场透雨，就能保证一年的收成。而乡里大部分的土地多含盐碱，无论旱涝，都会影响庄稼的收成。所以董达庙是全乡十三个大队中收成较好的，粮食产量名列前茅。小时候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村子周围，很少到东滩那里。
春
董达庙的春天是从黄色开始的。大地回暖，就会看到远处奔腾飘荡的游气，这种“游气”远看则有，近前则无，庄子所说的“野马也，尘埃也”，可能指的就是此物。游气是大黄风到来的先兆。那黄风彻地连天，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四顾一片混沌。黄风是春耕的信号，村民就在这“信风”之中开始扶犁播种了。男人戴着风镜，女人蒙着纱巾。每户人家都有几副“风镜”，镜片四周都有帆布环绕，小小的帆布片把眼睛周围包裹得严严实实，可以有效防止风沙入眼。儿时的记忆中，狂风刮走了什么，不清楚，可是它确实给我们刮出惊喜。几场风过去，我和小伙伴们就去那已经拆毁的董达庙四周寻觅。露出地表最多的是大块大块的白骨，这估计是牛马等大牲口的骨头，原住民蒙古人毕竟不是吃素的。废庙的基址上有时会发现小小的耳环、破碎的铜片、大小不一的铜子。曾经有一个牛倌发现了一大罐铜钱，个头有银元那么大。紧贴庙北有是一大块耕地，大风之后，已经化冻的表层土被揭去，藏在土里的宝贝也露了出来，如果运气好，能发现铜箭簇、红铜片，当然还有大小不一的铁器。哪怕是找到一件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好几天。把积攒起来的东西卖给供销社，能换来铅笔、纸，还可以偷偷买一两块糖吃。2007年后，董达庙的黄风光顾了几次北京，“沙尘暴”这个名字就突然在全国热了起来，其实我们就是在沙尘暴中长大的，只是“日用而不知”罢了。
抱村的两个圆山脚下各有一片山杏树林，北边的杏林小些，南面的杏林较大，不下百亩。南杏林西南接喇嘛庙北的耕地，东南直抵大榆树林，整片杏树林都是察北牧场的地界。春季黄沙过后，其他的树木还没发芽，南北两地杏花就率先怒放。花以白色为主，间有粉红，衬以黑褐色的枝干，尤其显得娇艳。几天后，青草吐翠，榆杨披绿，整个村庄犹如仙境一般，董达庙也开始热闹起来。赶这鲜花盛会的不仅是蜜蜂和蝴蝶，十里八村的人们也络绎而来，走亲戚，寻朋友，饱览美景之后，也不忘了折一两枝杏花，插在自行车把上，把美好带回家。
大概一周之后，花卸残装，青杏累累，一年的饕餮盛宴就开始了。对于很少有零食的孩子们来说，花一落就是山杏的采摘期。我尝过从米粒大到鸽子蛋大的各种山杏，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味道和乐趣。米粒大到黄豆大的山杏只有一股淡淡味道。等山杏长到蚕豆那么大时，主要是酸味，并不怎么甜，咬一口就不禁眯起眼睛，要掉泪。但这并不影响大家采摘的兴致，衣服兜里装不下就用书包盛，大人小孩都是如此。摘下的山杏吃不了，放在山药窖里也可以储存几天。有人把青杏洗净，放在糖精水里腌着，说这是罐头。还有人把白色的杏仁放在耳朵眼里，过一段时间，杏仁上就出现红褐色的锈迹，孩子们把这种游戏叫作“孵小鸡”。
山杏的多少与老天爷的心情有关，风调雨顺，基本上摘不胜摘。快到秋天的时候，有的枝头还挂满了红黄色的成熟果实，不过能长到这个程度的杏大多是不好吃的。立秋前后，外地的水果进来了，山杏也就不那么抢手，还有一部分能够享其天年，离枝落地，杏肉腐烂，杏核成为树下田鼠的过冬口粮。春天的时候，树根底下的田鼠窝边都有一堆空壳杏核，只是每个杏核都有一个小口，这自然是田鼠进食的证据了。要是开花时来一场霜冻，那么今年的杏注定是匮乏的，长到蚕豆那么大时候基本就被摘得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这些住在村子南面的孩子，对大片的南杏林非常熟悉，总是会找到漏网之鱼。我的经验是杏林的东边、西南边、西边都可能有没有被人发现的山杏。东边比较少，南边太远，我主要去西边，这里的杏又大又甜。找杏也有技巧，得猫着腰，从底下找，树叶密的地方往往会有，而且还会两三颗连在一起，圆润翠绿。现在看来，西边的杏多、杏好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地方正对着一条长而宽的沟，也就是四洼，别名“石灰窑沟”。石灰窑沟坡度要比二洼缓，也是一个大风口。春天的大黄风到了杏树地就减缓了威势，黄风裹挟的大量的地表土在杏树地的边缘堆积起来，这个地方渐渐高出周边，形成一个小台地。夏天的山水到此，也被杏树分开，山水携带的淤泥就沉淀在杏林中。有这些表层土的哺育，这里就成了杏树地最肥沃的地方。杏林东面的庄稼因此避免了水刮沙埋的劫难。
夏
童年的夏天是绿色的，也是小孩子活动范围最大的时候。小圆山覆盖着浅草，紧贴地面，各种无名小野花点缀期间。站在山上，朝南望去，杏树嫩绿，榆林如墨，颜色、高低都有层次。那时还是大集体，村里一共两个生产队，牛羊驴骡都是公产，农户能养的有鸡、猪还有兔子。树木底下长满了各种野草，许多可以用来喂兔子。六十多岁的姥爷已经不在田里干活，成天带着我到树林中给兔子割草。榆树林的中间有较大一块空地，空地上的草也有一尺多高，磨块镰刀，随便哗啦几下，就够一捆、一筐，用不了半个小时，割草任务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树林里徜徉游玩。我对南边的树林非常熟悉，哪里的树粗、哪里的草好，林子里有多少种鸟，都心中有数。傍晚时分，羊群从榆树林中现身，整片的杏林就被一道道白色的羊队分开，映着西天的彩霞，煞是好看。有时这里也成为大孩子与年轻人们的演武场，他们骑着生产队的马，从山包向下俯冲，颇显英雄气概。东边的淖被山水充满，水鸟遍布。东滩里的草长得比我还高，五色野花点缀期间，犹如绚烂的锦缎；百灵鸟在空中鸣叫，不知疲倦地演绎着露天音乐会。这时候，吸一口空气，都沁人心脾。
上小学前后，我就走出家庭，和村里的孩子们一块玩了。成群必有王者，我印象中资格最老的孩子王叫二武，他比我大几岁，不太高，也不胖，却特别有本事，好像什么都会。他能爬到树的最高处摘榆钱，也能攀援到井壁上掏麻雀。村子里、各处地头以及东滩附近都有井。井壁用石头砌成，直径有大有小。村里的井深，东滩井浅，村外的井主要是用来饮牲口的。二武什么井都敢下（村里的井当然是趁大人午休的时候偷偷下），把一根顶端有叉的小树枝插进井壁石头缝里，旋转树枝，顶端的叉头就把麻雀窝头的柴草拧起来，往外一拽，一窝麻雀就被掏出来了。奇怪的是，搅了几圈，里面的鸟蛋还竟没有破损。他有时吹几声口哨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麻雀窝，甚至还能把成年的麻雀从窝里活捉。
毕竟这种危险的活动受到家里的严格管制，必须有其他活动补充。孩子们总是不愿安生，不让掏鸟就掏马蜂窝。夏天马蜂窝特别多，屋檐下、墙缝中，到处都是，马蜂经常聚集的地方一般就有窝。掏马蜂的方法很多，或直接用泥巴把蜂窝口堵住，或用铁锹把蜂窝挖出来，这个都是趁天黑和黎明干的。但小孩没有这个耐心，更多的是大白天明火执仗的阵地战，人手一把臭黄蒿，直接对着蜂窝猛抽，那架势是要把整窝的马蜂都打死，竭泽而渔。无论那种方法，这都需要技巧和灵活性，当然被锋蛰也是常事。一次激战正酣的时候，猛然觉得马蜂扑到了我的眼睛上，下意识地伸手一捏，两只马蜂死在手中，而我的下眼皮则被蛰中，至今留下一个小小的伤疤。
二武好像天生会打枪，百步之外放上砖头，每每命中。那时村里有的是枪，老套筒、半自动都不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村里震感很明显，大家都住在帐篷里，不敢回家，民兵背枪巡逻。我不知道步枪和地震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却亲手摸了摸那枝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分量不轻，用了大力气才把它抱起来。甚至还有轻机枪，冬天经常会听到村子西面有轻机枪连发的声音。二武不仅会使真枪，还自制土枪。这种土枪可不是一般的用自行车链条做成的、用火柴头当火药的玩具枪，而是有木头柄，有枪管，能打火药和铁砂、威力不小的枪。我记得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是把枪绑在树上，用线绳牵动枪机，在远处施放。可见二武不仅有勇，而且有谋。在他的带领下，孩子们就敢到村子边界的四周去玩耍，经常和邻村的孩子们发生对峙。打起架的时候毕竟是少数，不过相互示威、扔几块石头、土坷垃是免不了的。
孩子们总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夏天下午三点多就放学，不到四点、甚至在学校就把作业做完，剩下的时间就是拿个小镰刀，擓个筐，以割兔子草的名义玩去了。当然回家的时候，还要把满筐的草带回了，否则就要挨打、挨骂。吃完饭，也就是六七点钟，离睡觉还有一段时间，村里没有电视，顶多有几台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不是新闻就是老戏，这都拴不住孩子们的心，于是我们继续游戏。男孩子们晚饭后的游戏往往是演绎以前看过的电影，模仿电影中的战斗场景。总有一拨扮敌人，大家都一致认为“敌人”就是坏蛋。虽然是游戏，但是侦查、埋伏甚至是谈判的节目是经常有的，扔石头、土坷垃是常规动作。最开心的是向“敌人”发起冲锋，一声令下，“冲啊”“冲啊”的声音响彻村庄。后来二武参了军，还上了广西前线，得了一堆勋章回来。二武走后，下一茬的孩子王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
董达庙的雨也是很难忘的，一是因为它稀少，二是因为它痛快。沽源东边老掌沟处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迎风坡从来不缺雨，而我们这里雨水就少得多。往往是夏末初秋的时候雨季才到来。几天的闷热之后，乌云四合，一阵雷声，豆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刹那间，雨线就连成雨幕，天地间一片昏暗。山坡上的水也汇到沟渠，滚滚滔滔，通过各种途径，最终都归到东滩的淖里。雷响、风急、云低是董达庙雨的典型特色。往往十几分钟（最多不过半个小时）即雨散云收、阳光普照了。牛羊不会因为下雨而不吃草，农活也不会因为下雨而耽搁，和大雨照面也成为董达庙人的常事，尤其是放牧人，整天在野外看护的畜群，风雨成为他们的伴侣。下雨天并不是没有危险。我曾经看到东滩的闪电犹如一把燃烧的利剑，直插大地，榆树地里头也往往有被劈开的雪白的木茬，雷击时有发生。可能是经常与这种暴风雨迎面相遇的缘故吧，董达庙人的性格也多像这种雷雨一样快捷干脆、直来直去。他们的心好像不在胸腔中，就在嗓子眼，和嘴连在一起，有什么说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很少会转弯套圈。说话嗓门大，激情饱满，有什么不同意见当下就表现出来，你来我往，好像吵架。所以我们这里的聊天不叫唠嗑，不叫摆龙门阵，甚至也不叫侃大山，叫“刨圪塄”。“圪塄”就是土坎，是障碍物，要一鼓作气地把他刨平了。与“刨圪塄”含义最近的应该是“抬杠”。冬天是“刨圪塄”的黄金季节，随便找各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几个人就能“刨”起来。不过也有相对固定、集中的大规模“刨圪塄”场所，那就是曾家房后头。这里是村里两条主干道的交点，也是南村与北村的交汇处，向阳背风。大概上午十点左右，太阳升高了，三三两两的人们就聚集起来，“刨圪塄”盛宴马上就会开始。
其实这种性格也是生活方式的体现，在那种环境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得直面，老天爷不会因为漫天黄风而推迟霜冻，牛羊也不会因为疾风暴雨而不吃草，庄稼就是董达庙人的命，丝毫不敢懈怠。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哄地皮，地皮就会哄肚皮。牲口是铁杆庄稼，大旱之后，庄稼减产，甚至颗粒无收，靠着猪羊鸡也会度过饥荒。这一切都造就了董达庙人打死仗、阵地战的亮剑精神，稍一懈怠就会挨饿。有时候生个子马、生个子牛不习驾车、乘骑，村民们也用比他们更硬的手段将其驯服，办法就其实很简单。你不是要跑吗，拉上车，栓上几根缰绳，几个后生拉着、跟着，让它随便跑。总有跑不动的时候，那时牛马就犟不过人了。我曾经听说过，村里一位退伍军人，在大雨中牵一匹马，那马听雷声受惊，无论如何不听指挥，他一气之下，抓住马鬃，把马撂倒在地。吃莜面的人力气确实很大。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最初移民性格的因素。与我们一个大队三里外巴图营盘人就好和缓一些，见人也比较有礼貌，二大爷、三姥姥、四婶婶叫个不停。他们村里人的来源与董达庙不一样，口音也有明显的区别。我们村主要来自山西灵丘，骨子里有一股倔强骄傲的秉性，这种移民来源的不同在日常称呼中也能体现出来，巴图营盘人叫我们“灵丘圪蛋”，我们则叫他们“二西饼子”，顽皮的孩子们往往会加上这么一句：“圪蛋抛坡砸烂二西饼子”。
秋
秋天的颜色自然是金黄色的。成熟的大片莜麦、小麦，满地金黄，最是喜人。丰收年景，黄是有层次的。小麦呈杏黄色最好，麦穗上包裹小麦籽粒的皮上端尽黄，下面隐隐透着一点绿意，整体看来就是杏黄色。这个时候要立即抢收。早了籽粒不饱满，晚了籽粒发干，都会影响产量。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及时收割，一场大风会把发脆的麦秆折断，把籽粒摇下来，要是碰上冰雹，就更惨了。要是下上几天连阴雨，小麦在麦穗中就会生芽。生芽的小麦不仅粜不出去，而且吃起来特别粘，虽然会有一点甜味，但大家毕竟不爱吃。莜麦整个麦穗发黄，下面的麦秆有些许的粉红，含水分，有韧性，这是自然成熟。若整株黄中透白，则是水肥不足，产量不会高，磨成的面也不怎么筋道。也是因为处于高原腹地，我们这里比坝头要暖和一些，可以种小麦。而很长时间，东边坝头那里小麦没等成熟就被冻死了。东边几个公社的人只有逢年过节从外地调换些小麦才能吃上馒头和饺子。董达庙人不仅平时能吃上白面，七月十五的时候，家家还用白面捏面人，小孩子们抱着面人满街跑。
那时候没有什么航拍，人们也很少坐汽车，往往领略不到一道道黄色庄稼与绿树交织的壮美。印象比较深的是老秋时节，榆树、杨树叶由绿变黄，杏树叶变成红色、橘黄色。无论黄色还是红色，都是那么地纯，那么地深，一如乡民的性格，彻彻底底。天变高了，水也清了。百灵鸟似乎停止了歌唱，天空中“鹅雁”排成各种队形，向南飞去，嘎嘎之声会持续大约半个月，尤其是傍晚时分，嘹亮的“鹅雁”声响彻整个星空，小孩子们就望着天空，目送归雁，嘴里还吟唱着：“鹅雁鹅雁一摆溜，后面跟个小舅舅，嘎嘣嘎嘣咬豆豆”。那时候我们把天空飞的会排队的鸟都叫做“鹅雁”，实际情形远不是这么简单。现在看来，这些鸟中有天鹅，有大雁，也有各种鹤，因为他们飞得太高，看不见真容，就得了“鹅雁”这样一个浑名。小时候见到有人抓住过受伤的白色的鸟，老人们说叫鸿雁。现在想想，那只鸟嘴是橘黄色的，浑身洁白，很可能是一只小天鹅。有一天我一个人翻过二洼山梁，来到村西部边界的“大地”那里。所谓的“大地”是西山西面的一大片庄稼地，实际上是村子里的一片“飞地”，南、西、北分别与察北牧场、高家地、小南营子等村接壤。“大地”的庄稼都已经收割，地茬还没有翻过，地上还有洒落的麦穗。我越过山梁，赫然看到一片“大鸟”在庄稼地里觅食。可能是这里平时人迹罕至，鸟的警惕性也不高，我一步步悄悄往前挪，把他们看了个清清楚楚。这些鸟脖子很长，腿也很长。看够之后，我作势前冲，这群鸟终于发现了我，顿足起飞。飞的时候也很有秩序，一个挨个一，形成一个整齐的队形，犹如一条斜线，向天空延伸。尽管他们这么从容，我还是一个也没有逮着。飞起来后，脖子向前平伸，腿向后与脖子成一线。那时觉得开了眼界，原来那高空中的“鹅雁”长的是这个样子。其实现在想起来，既不是鹅，也不是雁，应该是一种鹤。
整个秋天是忙碌的。尽管牛羊成群，我们却很少吃到肉。八月十五的时候，有时一家会分到一小堆牛羊肉，可能会吃一顿饺子。那时感觉吃饺子好像没有吃到肉，很奇怪为什么父母不把肉炒着吃、炖着吃，那样吃起来才有“肉感”。最激动人心、最热闹的时候是“夜战”。所谓“夜战”就是晚上打场。队里用柴油机带动脱粒机把小麦、莜麦的籽粒剥离出来，又叫“脱谷”。夜间脱谷要有照明，发电机把几个上百瓦的灯泡点亮，小孩子们终于可以看到电灯了。大人们围绕着脱粒机忙碌，小孩子们绕着电灯和柴火垛疯跑。我们的兴奋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在电灯下、麦秸垛里躲猫猫，更深层的渴望是那夜战的饭。那饭的质量甚至赶上年夜饭，有炸油饼，炸油糕，还有炖骨头，可以嚼到大块的肉了。但是我的记忆中没有一次在场院中等到夜战饭，都是在酣睡的被窝里被父母叫醒，迷迷糊糊中吃几口肉，几口油饼、油糕，带着满嘴满手的油又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边回味这美食的香味，一边后悔为什么睡得那么早，发誓明年夜战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往往是涛声依旧。劳累半夜，父母们可能一口也吃不上那丰美的夜战饭，一家三四个肚子里没有油水的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就那么一点点，他们怎么能咽得下？疲惫的父母靠什么充饥，当时不懂得问，现在也不知道。
冬
童年的冬天是白色的。有一首歌这样唱：“我爱你，塞北的雪，飘飘洒洒，漫山遍野。”董达庙的雪确实也有如此斯文的时候，彤云密布，没有一丝的风，硕大的雪片如芦花、似柳絮，身姿妙曼，翩然而来，天地间连成一体，不一会，整个村庄就被铺上了鸭绒织成的地毯。伸出手来，你会看到像榆钱大的雪花，有的是一个整体，呈正六边形，有的是从中心伸出六个角，如几何图形般规整，千变万化，难以描摹。没有两片雪花是重复的，让人不得不慨叹造化的神奇。但这样的雪往往只是冬的先兆或者尾声，冬雪的常态是需要狂风伴舞的。董达庙是内蒙古高原的一个点，绵延起伏的山丘并不是西伯利亚寒流的屏障，到更像是它的向导。狂风顺着山丘的边缘或山丘间的通衢大道呼啸而来，树木、村庄也不能让它驯服，甚至增加了威势，起到了伴奏的作用。与各种“障碍物”亲密接触之后，北风幻化出各种声音，如湍流冲击，如羽箭破空，如厉声呵斥，如深深吸气，如大声喊叫，如厉声嚎哭，如开怀大笑，如哀切悲叹，庄子所描述的天籁之声在这里也有酣畅淋漓的体现。雪在风的冲击之下，花瓣缩成雪珠，雪珠散成雪沫，最后与风融为一体。不知是风击碎了雪，还是雪染白了风，总之，天地间就像被扯上了灰白的幕布，冬的故事就在这幕布上演出了。这就是坝上地地道道的“白毛风”。白毛风下，禽鸟无声，人人辟易，迟归的家畜眯着眼睛，蹒跚前行。但总有不服气的要和老天较量一下。我家养的一头大个草原红牛，性情可能属于多血质，平时就好动不服输，有一天竟冲着白毛风发起了飚，撒开四蹄，从村南一路狂奔，过圈舍而不入，犹如一道红色的闪电，刹那间消失在村北的尽头。我第一次看到，牛飞奔起来比马更酷。
雪霁风停，村庄原野都被化了浓妆，白皑皑一片。我家邻居是一排西房，窗户朝东开，积雪离西边的房檐也就一尺多，抬脚就能上房。俗语云：“十月雪，赛住铁”，就是说十月的雪如铁一般，要驻留在整个冬季。大雪使虫草蛰伏，川淖静默，却锁不住童心，下雪时、下雪后村里村外往往有玩耍的孩子们。棉鞋湿透了，就回家换上大人们穿的毡疙瘩（高腰的毡靴），去丈量雪的厚度。树林里，半翅、沙鸡、野兔等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串串明显的蹄印，尤其是野兔，好像有固定的路线，新蹄印覆盖着旧的，形成一条条“兔道”。人们就在“兔道”边栓上细铁丝做成的套子捕兔。这是个辛苦活，天黑后下套，天不亮就要起来巡视。我也下过几次套，没有捉住一个。有一次把套子栓在南边菜园里，第二天去看，套子不见踪迹，可能是兔子带着套子跑了吧。相比之下，套鸟倒是有些把握。用马尾搓成套子，固定在木板上，在远处庄稼地扫开一片雪地，用浮土盖住木板，上面撒些草籽，在家中隐蔽一会，坐等收获。鸟看到黑色的土地前去觅食，一抬头，就钻进了马尾套中。远远地看到鸟儿振翅，却飞不起来，赶紧跑上前把它们一一解下来。有一次套住了四五个，有麻雀，还有比麻雀大的鸟，大孩子告诉我说是百灵。人说成年的百灵鸟气性大，知道人们想听她的叫声，就咬断舌尖，绝不进食。我曾经搬开百灵鸟的嘴看过，舌头确实没有尖，好像断了一截，也不吃东西，几天后就死了。这一幕让我很伤心，觉得做错了事。之后离家上初中，雪也越来越小，就再也不去野外套鸟了。
冬天是比较闲在的，男人们在干完必要的家务活之后，打牌下棋，再就是曾家房后头“刨圪塄”、嗮太阳，妇女们却开始了另外一种忙碌，要在冬天拆洗一家的旧衣被，还要准备过年的新衣服。这一切都是纯手工，尤其是做鞋，除了不用纺线织布以外，从搓麻绳、纳鞋底到最后鞋帮、鞋底的缝合，都靠一双手。她们不参加“刨圪塄”，但也拎个“拨调儿”（村里人常用的一种捻线小工具），走东家、串西家，手里拧动麻绳，嘴里说个不停，各种新鲜事就在“拨调儿”的律动传播开来，没有什么新鲜事她们也会“创造”出来。“拨调儿”有大有小，大小随着所需绳子的粗细而变化，最大的是用牛腿骨做成的，长年摆弄，黄色的“拨调儿”中透着红晕，油光可鉴。没有牛骨、羊骨，用木头也行，最简单的是用筷子扎一个山药，把麻绑在筷子上，旋转下面的山药，麻就被搓成单股绳子，然后单股合成双股，绳子成品齐活。针线活要忙一个冬天，直到腊月二十五六，她们又投入到打扫家、炸糕、炸油饼、准备年饭的会战中了。这并不意味着针线活已经完成， 实际上正月也有压在手上的活计，“十二月忙”说得可能就是这些辛劳的母亲们。家人无法让她们停手，风俗就出来帮忙，于是有“忌针”一说。正月初三、十三、二十三都是严格的“忌针”日，说谁要是在这时还做针线活，就会把来年的念头戳成“窟窿年”，也就是灾荒年，可能只有这样的“威胁”才能让她们真正歇手。
除夕、初一之外，正月十五、二月二是大节，都有相应的风俗，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热闹法。二月二过去，年的欢愉彻底结束，男人们开始刨开尚在冰冻的农家肥，准备春耕。远处腾跃的云起再次升起，黄沙即将光顾，如此周而复始，这就是百年来董达庙的一年四季。
80年代以来，这样的循环逐渐被打破，青壮年多数外出，与北方多数乡村一样，村里多是老弱妇孺。随着禁牧政策的推行，牛羊渐少，大部分坡地退耕还草，剩下的部分平坦地块实行了连片耕种，被过分啃噬的植被得到恢复。年届知命，徜徉在家乡的草丛树林，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这片土地又迎来了满目青翠，她本身就是草原，而今还其初妆。悲的是养育了几辈人的家，留下的痕迹会越来越少，到最后可能只能靠那南北二珠的小圆山才能依稀辨认。也让小圆山永远贮藏董达庙人生息悲欢的百年历史吧！
搬到半拉山楼房里的乡亲们成了自己土地上的打工者，得到了承包费，也有了一份劳动收入。上楼后的乡亲们还沉浸在新生活的兴奋之中，以后的日子怎么样，是喜是忧，还得过一段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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