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自行车的生命历程（刘刚）
引子
这辆自行车先于我出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出生时，它在我家已十年多了。
“凤凰”飞来
据父亲说，这辆“凤凰”牌自行车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从三百里之外的地方请伯父给买的。在那之前，吃着山药秧、白菜帮、榆树皮一类“代食品”的人们的脸色就像白菜帮、榆树皮，虽然饥肠辘辘却激情澎湃，以战天斗地的精神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理想与信念固然重要，但现实生活却是要以物质为基础的。那时候父亲正在当民办教师，常常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开会，每次都是步行往返，本来就腹中空空，一路走下来，能量几近耗尽，以至于好几次都晕倒在家门口。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在报纸上、口号中实现了，但手中和腹中却没有。迫切想有一辆能代步的自行车这样的最低理想却如海市蜃楼遥不可及。终于，以赤地千里、饿殍遍布为代价的最困难的三年结束了。脸上刚有一点血色的父亲和母亲就制定了我家两年内的规划：这两年里的首要任务是买一辆自行车。要压缩一切开支，举全家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于是，锅里不见了油花，身上不见了新衣。家里养的几只母鸡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加以精心喂养。这是因为除了父亲微薄的工资之外，卖鸡蛋是唯一的一条财路。说是精心喂养，但想一想，人还吃不饱呢，哪还有什么东西来喂鸡？于是，母亲不得不到地里去挖些虫子来喂它们。鸡们倒也没有辜负主人的希望，都格外勤快地下着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攒下了一百七十元钱。下一步就该买自行车了。
那时的商业像现在的铁路、通信部门一样，一直扳着面孔，不苟言笑，高高在上，绝对的“老大”地位。自行车属紧俏物资，没有批条是买不到的。父亲一介书生，一副眼镜遮住了他透彻了解社会的视线，在看够了人家的冷脸后，仍没能买到自行车，于是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找伯父去。伯父那时正在离我们村三百里之外的一个地方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他是我们家族里除爷爷之外唯一的一个“公家人”，确实是我们的骄傲。暑假里的一天，母亲给父亲烙了几张饼，灌了一壶水，父亲带上这些东西，乘上大队的马车就上路了，马车在路上整整走了三天，才到了伯父那儿。毕竟是商业上的人，伯父没费多大劲就给父亲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往回返时，马车上已装满了东西，坐个人还勉强可以，要再装辆自行车可就困难了。父亲那时候刚学会骑自行车，就因为刚学会，还玩了一次心跳，三百里的路程，竟一天就走完了。在路上，父亲骑在自行车上，一手握住车把，一手抓住路上的一辆汽车，有汽车带着，速度就同汽车一样了，以至回家后告诉母亲，母亲感到后怕。那是全村的第一辆自行车，村里人以盛大的场面迎接了它。几乎是倾村出动，大家围着它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这位远方的来客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从此与我家一起走过风风雨雨，走过冷暖寒暑。
大展才能
还是父亲说的，自行车刚到我家的时候，主要任务是载着我父亲去开会。每次骑完，父亲都要像母亲给我们洗澡一样，一遍遍细细擦洗。日子虽然过的清苦，但要有生气，不能让它蓬头垢面，萎靡不振。单从字面上理解，自行车该是一个人骑着行走，但在那时的农村，它的功能又有了很宽的外延：每次去姥姥家，都是父亲骑在中间，后架上带着母亲，前面大梁上坐着姐姐，车把上还挂着篮子。让它的“加重”功能发挥到了极至。我家没有养大牲畜，地里收割的庄稼常常是父亲把他们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一次一次地运到场院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家的自行车成了能和蓄力车相媲美的运输工具。由于是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别人也常常来借，我家有人时，打个招呼就骑走了，如果没有人，自行车就放在我家的闲房里，也不上锁，推上就走了。那时借自行车的主要是村里的年轻人，他们骑上自行车到外村的对象家里，对于坐惯了牛车、马车的人们来说，能骑上自行车就是一种荣耀和享受。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后架上带着对象，脸上洋溢着幸福。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家的自行车促成了几对婚姻，它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红娘了。
70年代中期，我出生了。往下讲的是我见到的和亲历的。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病，去了县里、市里，都没能治好，按当时的条件，去市里已是父母在债台高筑、焦虑、无助的困境中拼出的最后一点力气了。无奈，回家后，怀着一丝希望，父亲找到了他的一个在一所公社医院当医生的同学，父亲的那位同学虽然是一个乡村医生，但医术远近闻名，他当时就认准了我的病，开始为我治疗。我们已没有条件住院了，父亲就每隔一天，从家里带我去那所医院接受治疗，当然还是骑自行车了。父亲用木头做了一个车座，安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加了一块棉垫，让我坐在上面。一年多的时间里，上百次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终于捡回了一条命。感谢我的父母，感谢父亲的医生同学，感谢我家的自行车，我会永远把你们铭记在心的。
自行车沿着或崎岖不平的小路，或坦平大道，一路走了过来，记不清有多少人骑着它，用它载人带物，在平淡的日子里完成他们不同的使命。大姐、二姐要到三十里之外的中学上学了，自行车载着她俩往返与家和学校之间。她们毕业了，三姐和我又骑上自行车走上了大姐和二姐走过的路。后来，二姐和我分别考上了中专学校和师范学校。我们深情地抚摸着这辆为我家乃至全村默默奉献的自行车，我们从一个个挣扎在农村底层的农家子女而迈出农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有了一份工作，自行车，你功不可没。
时光走入共和国成立的第四十个年头——公元1989年，当城市以火树银花的不夜之天欢度祖国的四十华诞时，我们村仍没有通电。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村里的年轻人跃跃欲试，纷纷背起行囊，外出打工。年末，邻居小刚打工回来，没有挣到钱，却背回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来——老板用它抵了小刚一年的工资。小刚指着电视机说：“这家伙可比收音机厉害，有声音，还能看到人呢，但要有电才能看”。福军跑回家里，从他当邮递员的叔叔的破摩托车上卸下来发电机。我们找来皮带，推来我家的自行车，把自行车的飞轮和发电机连在一起，用手快速地摇自行车的脚蹬子，还真有了电，打开电视，啊，《西游记》！孙悟空出来了，金箍棒闪闪发光，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再见了，小人书上的孙悟空，我们要看这会动的孙悟空了。
老骥伏枥，我尊敬的自行车，是你第一次把声、光、电的现代文明带到我们这偏僻山村里来的。
桃李满村
我家有了自行车之后，在我出生之前，村里多数人是用我家的自行车练习而学会骑车的。以后姐姐们和我无一例外都是用它学会骑车的。这位不说话的教练用自己宽厚的座位负担起村里人练习骑车的使命。让他们学会骑自行车，从乡间小路出发，走上宽阔的公路，搭上飞速的汽车，离开家门去闯荡世界。在我家买了第一辆自行车之后，村里人也陆续买了几辆自行车，普通人家买一辆自行车都是经过节衣缩食，一点一点攒下的钱买的。他们都对自己的自行车格外爱护，生怕碰着、跌着。那时，我家的自行车在岁月的磨砺下，显的有些旧了，父亲就主动让他们用我家的自行车练习骑车，跌倒了、碰到墙上了，它不抱怨、不喊痛，一次次被人们扶起来，又一次次负起他们的身躯，实现他们学骑车的愿望。村里人对这辆自行车是那样的熟悉和热爱，热爱这位从不开口说话的教练。自行车，你应该高兴，因为你桃李满村啊！
两次美容
给自行车第一次美容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的后挡泥板上那只曾经美丽的凤凰已掉了尾巴，炯炯的双眼也变得浑浊了。车架上的“上海市第三自行车制造厂”几个字已模糊不清了。父亲买来一桶黑漆，给它周身涂上黑漆，一袭黑衣，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像一位全身披甲的武士，显得更加坚固硬实。经过这次美容，增强了它抵御风雨的能力。第二次为它美容是在8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一段时间是社会发展增轮添翼的几年，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打开笼子放飞的鸟一样，冲出樊篱，得以解放。国门打开了，城市开放了，农村的空气也活跃了起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单是从人们的衣着上看，占主导地位的黑色和蓝色已被红红绿绿、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所代替，环境的潜移默化在影响着人们的言行，给自行车美容也有了新的内容：姐姐们买来了各种颜色的塑料带，给自行车的大梁和与大梁一起构成的三角架缠上了蓝色的塑料带；后架上缠上了绿色的塑料带；车把上套上了一双用红毛线织成的套子。在车轮的辐条上粘上了一个个圆形的彩色塑料片。自行车在飞驰，那就是广阔天地间一道移动的风景。
光荣退休
历史前进的脚步从来不曾停止过，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从来不曾中断过。不论是新的生产关系适应了新的生产力的原因，还是人们苦苦奋斗的原因，总之，新世纪以来，人们的腰包确实比以前鼓了。在农村，拖拉机、三轮车已开进了田间地头，牛、马所拉的木头车已不多见，偶尔会有一辆停放在农家院子的角落里，无言地叙说着长途拉货和被装饰后去迎娶新娘的风光，它已成为爷爷对孙子讲述那遥远而又魂牵梦萦的过去活生生的证物。年轻人已骑上了两轮摩托车，带着对象，风驰电掣般地奔驰在现代婚姻的大道上。我们姐弟也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家庭。父亲也有了摩托车，我家的自行车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四十多年里任劳任怨，默默地服务于我家乃至全村。它跨上过康庄大道，也跋涉过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但它终没有瘫散，老当益壮，至今腿脚灵便，劲头不减，尤其是那一双瓦圈，仍铮明飒亮。像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这全新的世界。全然不是相声中调侃那种旧自行车，“除了铃子不响全身哪都响”的苟延残喘的悲哀。它急流勇退，主动让步于新生势力，体现了一位长者宽厚的风范。不骑自行车了，父亲在闲房的墙上钉了一根铁棍，把擦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它就像一个老功臣一样接受我们的敬仰。
原载《邯郸日报》2005.7.12，《河北法制报》2007.9.17，《武安报》2010.3.5获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我的中国梦”网络征文优秀奖（2006.12）；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局“十年发展 点滴记忆”网络作品征集三等奖（2012.12）；“我们的中国梦—讲述河北故事”60部重点推荐文艺作品二等奖（2014.12，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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