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形态
然之所以称之为狂草，必又有与其它草书之不同处。狂草给人最直接的外部形态印象，便是几乎字字缠带。在今草作品中，我们仍见行、草夹杂的许多例子(如王书手札)，即使是纯草书，也非一定字字连带。王书中《远宦帖》、《妇末至帖》、《长风帖》等连带并不见多。小王字多连带，但却非纯草书，而常为行书。行书的连带由于受笔画繁密的影响，缠带的速度及字形的变化定非能如草书般快捷与随意。不过，小王的这种意识，或许正给后人提供了参照。
狂草的第二个特点，是字形摆荡起伏大。《肚痛帖》首行略正规，后则有一纵千里之势，末数字与首行“不可堪”字形差距甚大。《自叙帖》起首也平稳，越往后则越急宕，至“戴”、“来”、“奥”等处可谓到达高潮。《古诗四帖》则一开始便进入激荡的旋涡之中。
由于摆荡的急越及字的大小、长短等反差的拉大，行的空间及行列的感觉明显弱化，甚至不见有行距。《古诗四帖》即将本该是行距空间之处完全“侵占”，密处甚至发生左右字点画的碰撞。《自叙帖》略有行距感，但行势或左倾、或右倾，也有呈弧形线势的。这种“密”与倾侧的行势绝非事先预想设计，而是“急就”之中有意无意而成的。其第三个特点，是书写的速度快捷。所谓狂，是相对于平静而言的。故如没有一定的速度，其形态亦便不能致狂。不过，在旭、素的狂草中，快速之中仍有耐人寻味之处。也即是说，这种快速，并非如跑步之类，而如快速中的舞蹈。苏东坡尝言：“今世称善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为立，行为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从旭、素的狂草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立”、“行”的基本功。也因其基本功的坚实，其狂草才不至于胡乱地缠绕。
狂草因其速度的快捷，更需结构的简洁。故一般狂草必须用纯草书，不能行、草夹带。在明清季的一些较狂的草书(如王铎、傅山)中，由于常夹带行书，故显得缠绕的线条过多而成繁琐，影响了作为狂草的格调及视觉效果。这是唐人高于后人之处。
以上是作为狂草的基本特征。但具体涉及到书家，又各自有所不同。在此我们试将旭、素之狂草作一对比：
(1)，旭肥素瘦。黄山谷《山谷题跋》云：“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肥、瘦均用妙字，可见其各有神到处。张旭用肥，但并非如墨猪之肥，而是线形粗实；怀素固瘦，也非剔肉见骨之瘦，而是紧实。这根源于两人不同的用笔方法。怀素《自叙帖》用笔紧敛，法度严密，故而瘦；张旭《古诗四帖》多超然于法度之上，点画不拘用笔的规范，故多出其不意的形态，而成肥。
(2)，旭涩素丽。就《古诗四帖》与《自叙帖》两者线质而言，旭有悟于“锥画沙”，线质多疾涩；素因用笔的紧实，狂动之中仍得肤肌之丽。然旭又有旭之丽，素也存素之涩，只是所占比例及大体印象有所不同而已。旭之丽在笔画细处，素之涩在点画疾处。而往往旭之涩与丽相间；素之丽与涩并重。
(3)，旭线形多变，素则基本保持一致。在挥运缠连的过程中，张旭善于轻重缓急，故线条形态有细有粗，有浓有枯，这表明张旭对提按用笔的灵活运用及两者过渡与衔接的微妙把握；怀素线形多保持一致，说明怀素对笔力极强的平衡能力。怀素的这种线形，或根源于秦斯篆。秦篆如《峄山碑》等，粗细衡一，唐人写篆也多如此。故后人凡学《自叙帖》者，若能先以《峄山碑》为基础练习线条，当是一种途径。
(4)，旭任情恣性，素相对理性。从《古诗四帖》及《自叙帖》整体摆宕的幅势看，张旭肆意挥洒，一落笔便进入境界，怀素则一开始相对平和，后渐入佳境，从缠绕的形态看，张旭松动，怀素紧张；张旭四面伸展，怀素多有定势；张旭圆环方法各有不同，怀素则多相近，加之线条粗细的不同，总体而言，张旭之狂草似比怀素更狂，更见纵心所欲。
唐人狂草之后，宋代有黄山谷草书，跌宕多姿，但收势明显，可称下狂草一等者。米芾《窦先生帖》后两行，笔画连带如一，无疑是受了唐人的影响。元代无人问津狂草。明人有喜作连绵草者，但多小气局促。惟祝枝山与徐渭，时见气魄宏大之草书，但无论用笔，线条形态及整体变化，均难及唐人。故作为草书形态一种的狂草，后世多有涉及，但作为一种精深的艺术形态，狂草始于唐，成于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终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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