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右任说碑体草书
草书始创，并非源于艺术之需要，而是出于实用之目的，所谓“趋急赴速”者也。因而，草书作为一种书体，其出现和篆、隶、楷、行一样，属于文字的改革，而非艺术的改变。然而，实用与艺术往往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相伴发展，无非主次轻重因时不同而已。因而，就实用言，草书尽管未被后世所广泛接受，更未被以行政手段规定为通行文字，然而作为艺术，它和先秦文字一样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正因为草书作为艺术而非实用被保留下来的缘故，章草与今草的发展便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两千年左右的漫漫历史中，章草除其初始阶段留下的一些名家名帖之外，以后便渐趋式微，书家墨迹可谓凤毛麟角，而今草则相对有了大发展。今草之初创虽应记在后汉张芝的名下，但其发展之功劳显然主要归于东晋之王氏家族，留下的大量法帖传本以及承传有序所形成的几乎要一统天下的流派格局，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如此局面之形成原因并不复杂。就章草言，其创始之初，仅在宫廷上层使用，未普及于广大民众，尚属次要；其“横画上挑，左右波磔分明，笔画平正，古朴如隶”之严禁笔法、字法，大概应是更主要的原因，这对于艺术要“达乎性情，形其哀乐”而言，显然是一个大羁绊。今草则不然，“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联，隔行不断”，书者自可纵横恣肆，任意挥发，这种更为自由的笔法、字法，到了东晋，正应于放浪形骸、求志林壑的士大夫心态，其得以空前的继承和发展，也便是极自然的了。
客观看，过去的碑学领域中没有草书，如果勉强把章草归入其中，也仅仅是章草而已，而我们所主要讨论的显然是今草。在碑学出现短短百余年的时间中，在人们对碑学还没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对其遗产可资借鉴利用的空间还被框在一个狭义的概念中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或者敢于涉足以魏碑为主要基调书写草书。
从书史的角度观照，碑体草书之出现的确是极独特的个案现象。然而，却不偶然，其成功也自有道理在。于右任是否有意于碑体草书的创立不得而知，但其所处之碑学振兴后的独特历史时期及其一生独特的书法历程，使他成就碑体草书成为极自然、极必然的结果。
“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是其早期习书情景的自我写照，于魏碑所下之苦功可见一斑。其实，过来人都清楚，功力深浅，自现字中，于右任为后世留下的大量墓志及墨迹，已足以说明一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以魏楷所书丹之墓志绝不逊色于北朝，他之魏体行书更具继赵之谦、康有为之后无出其右的大师级水平。这些都为他后来的碑体草书有意无意间铺垫了无可或缺的厚实的基础。
“标准草书”的研究为于右任之碑体草书铺垫了又一个无可或缺的厚实的基础。他收集草书资料之全、研究草书时间之长，可谓前无古人。据传，为选编《标准草书千字文》，初选字数多达六十余万，涉及书家140多位，参阅刻帖、墨迹、典策百余种，对此，都经过于右任亲自逐一筛选圈定，不满意者还要仿古意补之。这使他对草书之字法、变化之规律烂熟于胸中。
有了这两种铺垫，碑体草书已成水到渠成之事。精熟的草书字法与厚实的北碑笔法在于右任腕下自然地融为一体，并得以随心所欲地、完美地表现出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标准草书”绝不可和“碑体草书”划等号。毋须回避，于右任创立标准草书之初衷是实用，他在《标准草书千字文》出版之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以此四则，以为取舍。”晚年还曾表示；“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应该注意的是，就艺术而言，草书“标准化”也无可指责，君不见草书中“信笔为体”历代常有所见，以至“神仙识不得”吗？其实，任何书体之字法都有标准，草书为何不可将其混乱驳杂之局面规范些？“只有规律才能够给我们自由”，标准与艺术绝不相悖，于右任自身草书艺术之成就，便是最有力之佐证。
问题是大陆书家所见于右任草书多半是其早中期作品，而其完全成熟、如入化境之草书是在晚年到台湾之后的那段时日所书，大陆书家极少见到，这大概也是不少人对标准草书不理解甚至排斥和反对的原因，他们把字法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混淆了。这一点，于右任的弟子刘延涛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的跋语中道出了关键：“标准二字，当活看、活用，优游变化，余地甚广。临写之时，贵得其理，知其法，而不拘拘于形也。”于右任是制订“标准”者，又是活看、活用，优游变化“标准”的典范。
再看笔法，这是于右任草书更为重要的一面，也是之所以称作碑体草书之关键所在。赵孟頫曾云“用笔千古不变，结字因时而异”，此显然是帖学偏执的结果，很有代表性，将“二王”一路笔法奉为圭臬，的确未曾有人怀疑过。于右任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北碑笔法写草书，越过雷池，走自己的路，其胆识可敬可佩。
碑体草书之出现，不仅填补了碑学领域的一个空白，就其美学价值来看，也颇具时代意义。其苍朴浑厚、变化无迹之线质，其借古出新、拙巧相生之体势，较之传统草书更具表现力，更多表现空间，所以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取向，更接近当代人的创作心态，更便于表现当代书法的形式意味和主流风格。由此，引出一个反向思维：草书本是表现性最强的书体，其纵横恣肆、起伏跌宕所显现的节奏韵律之丰富和视觉效果之强烈，是其他书体所难以企及的。然而，当代人却极少写草书，即便是专项的全国行草书展，也多是行书和行草兼杂，纯粹的草书作品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是人们很难在帖派草书中找到与当代审美相契合的切入点，进而创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的作品。
一种新书体的被认识和被接纳，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独立于一统天下的帖学之外的碑体草书。但是，新生事物的生命力是强大的，人们希望艺术不断出新的渴求更是强烈的。于右任碑体草书的创立，为草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在草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毋庸置疑，随着时间的推移，碑体草书必将被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所接受、所继承、所发展，从而形成流派，蔚为大观。
于右任的书法，便是在北魏楷书中融入了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可谓融碑帖于一炉，形成他独特的书作。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俯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于先生自一九二九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一九三二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此外，于先生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于右任先生的四个标准书写原则；一组神奇的符号；一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同时，《标准草书》的问世，成了初学草书者最喜规抚的入门课本，是学草书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在台湾已九次再版，在大陆也多次印行，但仍供不应求，真乃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这本《标准草书》在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正如著名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所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于先生到了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作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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