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性”和“悟性”
“笔性”和“悟性”是指书法家在创作时的形象思维活动，是他的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在书法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书法创作中的“笔性”与书法家的“心性”是一致的，是有关联的。正如陆维钊在《书法述要》里所言，“书法成就之高下，除学问修养外，其初步条件有二:其一属于心灵的，要看其人想象力高下;如对模糊剥落之碑版，不能窥测其用笔结构者，其想象力弱，其学习成就必有限。其一属于肌肉的，要看其人手指上神经灵敏不灵敏;如心欲如此，而手指动作不能恰如其分，则其神经迟钝，其学习成绩也必受到限制。此即所谓不能得之心而应之手也。故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得于心而不能应于手，往往大致粗似，不能达到丝丝入扣之地步。”我们说，心性好，有才气和情致的书法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其作品自然会超妙如神，个性突出，风格鲜明。面对占代碑版中的模糊剥落，定会有自己准确的判断和复原。而心性差点，想象力弱的人则未必能达到这一点。这样在创造方面就有了很明显的区别。
第二方面，关于肌肉的训练，这方面和心性、才情的关系并不大，只要努力刻苦，都可以达到一定的要求。但要像启功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正确的轨道上重复”，才能有所进步，打好坚实的技法基础。但我们说书法家用笔动作的灵敏与否，是要看人的才气和反应的，有的人心性好，有才气，有灵气，一点就通，一通就灵，临摹什么像什么，学什么帖像什么帖，模仿什么风格，像什么风格，真是太神奇了，这当然和一个人的才气有关系。
如历史上的临摹怪才米芾，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据专家考证，传为“三希”之一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就是米芾的临本。而有些人，反应迟钝，心手不灵，自然不能“得心应手”。所以陆维钊先生很客观地认为，“不得于心者，根本不能学书”。书法是心灵的艺术，是书法家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心性即心法，关乎书法创作中的“技”。更关乎书法创作中的“道”。关于这一点，古代书论家多有精到的论述：元朝大儒郝经在《陵川I集》中说：“书法即心法也。”郝经的直截了当给我们点出了主题：书法即心法，用心作书，才能独抒性灵。盛熙明《法书考》日：“夫书者，心之迹也。
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然挥运之妙，必由神悟；而操执之要，尤为先务也。每观古人墨迹存世，点画精妙，振动若生，盖其功用有自来矣。书法乃心灵的轨迹，得于心而应于手。挥运之妙，全由神悟。他既谈到了“心性”，又强调了“悟性”，同时也提到古人的“点画精妙，振动若生”，是来自于其深厚的基本功。盛熙明“挥运之妙，必由神悟”的观点，道出了书法创作的关键所在，即“用心悟书”，才能挥运自如。项穆《书法雅言》云：“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
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项穆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统帅，心正则人正，笔会自然正。所以说书法是心法，“书法乃传心也”。宋曹《书法约言》云：“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笔。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宋曹则主张书法在乎心法，因此要用心转腕，以心用笔。由心至腕，再由腕至手，心手相应，才会自然妙绝。
周星莲《临池管见》日：“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周星莲既谈到了书法创作中的“心性”、“心法”，还谈到了我们前面论述的“意”。他要求以心为主，由心主气，由气主腕，由腕主笔，然后笔墨和谐、畅达，无意而有意，无法而得法。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高妙、神明的书法创作境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书法家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标。项穆、宋曹和周星莲三个人讲的是书法与心法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皆源自于新唐书中，有关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的记载，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改容，知其笔谏也。”旧《新唐书·柳公权传》载：帝问公权用笔法，对日：“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笔谏也。”史书中这一记载，千秋传颂为柳公权“笔谏穆宗”，引申为柳公权有政治倾向和目的，当时唐穆宗荒淫无道，柳公权借书法之理来讽谏穆宗。
我们认为其实并没有这个事实，柳公权在这里并没有出于政治和笔谏方面的考虑，只是讲了书法的固然之理。关于柳公权 “笔谏”之说，历代有许多评论：苏轼认为柳公权不仅仅是“讽谏”，说得也是书法的“固然之理”；杨宾认为不是“千秋笔谏”，而是“千秋笔诀”，并指出“一念不杂”即为“心正”；梁同书否定了“笔谏”之道学说，完全以毛笔的使用方法和特点作了解释。我们认为所谓“心正”，即书法家们在创作中所强调的“用心作书”；所谓“笔正”，即历代书法家在创作中所提倡的“中锋用笔”，和政治没有多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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